平禁亞按照林子軒的囑咐，決不泄露作者的真實信息，隻是找人把小說翻譯成日文。
在上海精通日語的人不少，但精通日文又具備一定文學修養的人並不多。
再說，想要在翻譯的過程中完美表達川端康城小說的韻味更是困難，因為川端康城的文字太過精致和優美了。
這人要懂得日本傳統文學，要具有寫作能力，還要有文采。
平禁亞想起林子軒說的話，不由得苦笑起來，這種人還真不好找。
林子軒認為以周作仁的文學素養和文筆可以翻譯《雪國》，不過他一旦把稿子寄給周作仁，那就沒有保密的必要了。
但和周作仁一個等級的中國作家本來就不多。
平禁亞考慮了一番，最後把目光放到了創造社上麵。
創造社的成員基本上都有在日本留學的經曆，文學素養都不錯，關鍵是創造社目前的處境不怎麼樂觀，或者說極為窘迫。
1923年4月，郭沫偌從日本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帶著日本老婆和孩子回到上海，接手《創造季刊》的編輯工作。
他雖然因為詩集《女神》在文壇上小有名氣，但他低估了國內殘酷的文學環境。
就連林子軒的新文學書籍都賣不動，更別說他辦的雜誌了，新文學書籍一直都是叫好不叫座，賠本賺吆喝。
結果自然是一塌糊塗，雜誌銷量不好，他便寫文章到報刊投稿。
依靠賣文為生的郭沫偌陷入了困頓之中，發現國內的生活並沒有他想象的那麼好。
他幻想中那種被人高高舉起，受到萬千學生崇拜的場景沒有出現，反而每天都要為了生活而奔波，甚至連坐電車的錢都沒有。
“我的日本老婆自從回到上海以後，她便很少有開朗的日子，生活自然是和她所想象的‘幸福’完全背馳。”
這是郭沫偌後來對這段生活的回憶，他甚至用“過著奴隸加討口子的生活”來形容。
其他創造社成員的處境同樣堪憂。
張資評1922年6月回廣州，任焦嶺鉛礦經理兼技師。
此人雖然還在從事文學創作，但為了生計明顯是兼職了。
鬱達浮1922年3月從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畢業，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同年回國，在安慶法政專校教授英語。
成仿伍在上海和郭沫偌一起編輯《創造季刊》和《創造周報》。
他於1923年5月20日在《創造周報》第2號上發表了《新文學之使命》一文，是創造社的中堅力量。
但兩人的日子真的不怎麼好，他們擠在公共租界哈同路民厚南裏泰東圖書局的編輯所內。
後來鬱達浮也搬了進來，三人懷著滿腔熱情的辦雜誌，寫稿子，希望能把創造社發揚光大，在新文學的領域內爭得一席之地。
然而，事與願違。
到了1923年下半年，成仿伍便去了廣州。為了生計，鬱達浮則到北京大學教授會計學。郭沫偌堅持到了1924年4月，也黯然回到了日本。
創造社的前期活動就這樣結束了。
從這件事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轉行不容易，年輕人一定要以此為戒。
郭沫偌學的是醫學，又畢業於日本名牌大學，如果是在上海行醫的話，絕不會落魄到如此地步，連老婆孩子都養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