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回答》在後世很有名，是朦朧詩的代表作品。
林子軒隻用了前兩句，也是全詩的精華所在，後世對這兩句詩有不同的解讀。
主流的觀點認為，卑鄙者可以在世界上暢通無阻，如魚得水，高尚者隻能被埋在地下，作者以此控訴這個黑白顛倒，道德淪喪的醜惡社會。
結合《回答》這首詩的創作背景，就能知道作者詩作中所指的年代。
那的確是一個暴亂而荒謬的年代，整個社會毫無秩序可言，黑白不分，險惡叢生。
把這兩句話放到北洋政府統治時期同樣適用。
這一期的《新月》雜誌發行後，林子軒的這首《回答》火了起來。
不少詩人或者評論家都進行了解讀，認為這是林子軒對於現實社會的披露、懷疑和挑戰，這是詩人對這個社會做出的回答。
軍閥混戰，外國列強欺壓，大總統賄選，全國罷工浪潮，殘酷的鎮壓……
這無疑是個混亂的年代。
我們是成為卑鄙者從而苟活下去，還是成為高尚者進行反抗，就算死亡也在所不惜。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
林子軒很久沒有發表詩歌了，這讓他新詩奠基人的名頭有點被人遺忘。
上一期《新月》雜誌刊載的《再見，康橋》成為了新格律詩的典範，這一期的《回答》是一首內涵深刻的哲理詩。
這時有人才恍然記得，林子軒不僅是位小說家，還是位著名的詩人。
這一期泰戈爾專刊收獲了好評，也受到了批評。
《小說月報》的主編鄭震鐸對此表示歡迎，《小說月報》早在1923年9月和10月就連續發行了兩期泰戈爾專刊，全麵介紹了泰戈爾的詩作。
這和鄭震鐸是泰戈爾的追隨者有很大的關係。
當然，其中也牽扯到了經濟利益。
梁啟朝在1920年成立講學社，與商務印書館達成協議，利用他的聲望延聘西方著名學者來中國講學，商務印書館每年讚助5000銀元，可壟斷演講稿的出版權。
有了資金，梁啟朝的講學社曾邀請杜威、羅素、杜裏舒訪問中國。
這一次邀請泰戈爾也是計劃之一，泰戈爾一行來中國的吃住行都由講學社負責，還包括演講的費用，沒有讚助誰來填補這筆錢。
和愛因斯坦到日本講學一樣，都不是無償的，而且出場費不低。
這一次《新月》雜誌發行泰戈爾專刊，和《小說月報》相呼應，也算是萬象書局和商務印書館的一次合作。
所以說，商場上沒有永遠的敵人，隻看有沒有利益。
但這種做法遭到了以陳獨繡為首的學者反對。
陳獨繡發文稱：“混亂的老莊思想上，加上昏亂的佛教思想，我們已經夠受了，已經感印度人之賜不少了，現在不必又加上泰戈爾了!”
他忘記了，在1915年10月15日《青年雜誌》上正是他最早翻譯了泰戈爾《吉檀迦利》中的四首詩。
胡拾對此保持了沉默，他一向推崇西方思想，對於泰戈爾批判西方思想，認為西方文明瀕臨破產的觀點不能認同。
這其實是各種思想觀點的交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