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上流社會構成較為複雜。
1843年11月17日，根據《南京條約》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規定，上海正式開埠。
以租界為中心的經濟發展滋育了一批富裕的華人階層。
從江蘇、浙江和其他省份來上海冒險的商人和實業家在經過一番拚搏後成為顯赫的人物。
退任的清廷官員攜帶著在任上搜刮到的財富來到上海過著優裕的寓公生活。
從國外留學歸來的商業精英們在這座城市創造一個個財富神話。
追求西方社會生活的學者和文人造就了上海文化界的繁榮。
所有這些人物構成了上海社會的地方精英。
他們與官方保持著友好關係，並在官方力所不及的公共領域建立了善堂、會館、醫院、學校、公所、學會、商團等組織。
這些組織由地方精英控製，並按照他們製定的規則運行。
慈善機構在上海社會十分普遍，地方士紳在這些機構中十分活躍。
會館是外省移民上海人士分省或地區創立的機構，一個會館便代表了一個籍貫。
除了依據籍貫建立組織外，還有行業性組織，叫做行會。
商會是一個傳統和現代交接轉換的組織，行業會館和公所是它的前身。
商會是上海規模最大的組織，幾乎每一個在商業領域有業績的人都是它的會員。
由此可知，上海總商會在上海社會生活中起到的巨大作用。
以上這些組織就是上海這座商業城市的脈絡，隻要搞清楚了這些紛繁複雜的關係，就了解了上海的上流社會，也就知道了這座城市的運行法則。
在上海內部雖然有很多小團體，比如浙江商團和江蘇商團等等，互相之間競爭激烈。
但在麵對外部壓力的時候，他們會以上海人這個整體出現，代表著上海這座城市。
他們有著作為上海人的自豪感和歸屬感。
外地到上海旅遊的人認同於上海人，也就是認同於上海繁榮的經濟、發達的文明和開風氣之先的意識。
上海的這些優勢讓上海的地方自治具有典型性和可操作性。
地方自治這個思想從西方傳入，西方國家普遍實行地方自治。
西方地方自治的思想認為，雖然從層級上而言，國家的權力淩駕於地方自治權力之上，但是國家權力的行使也應當以國民個人權利的最大化實現為目標。
也就是說以保障國民的權利為主。
中國古代同樣有自治製度，叫做鄉裏空間，但和西方的自治製度有本質的區別。
西方的地方自治和國家是對等的關係，中國的地方自治是自覺地貫徹朝廷的意誌與決斷。
林子軒對此比較有興趣，因為一旦上海實行了地方自治，那麼在上海頗有影響力的商業團體就具有了更多的話語權，商人的地位會大幅提升。
林家作為上海紡織行會的龍頭企業，在上海總商會中占有一席之地。
他參加了幾次地方自治協進會的會議，覺得這些人的想法不錯，但在中國這個軍閥當道的大環境下想要真正實行起來較為困難。
隻能說值得嚐試，至於能獲得多大的自治權利，還有能堅持多久就不好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