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6年阿美爾士德來華使團副使節埃裏斯的來華日記中也充斥著對中國的批評。埃裏斯的書曾多次征引巴羅的著作，雖然他沒有用過多尖刻的話語來評價中國，但對中國總的認識是比較低的。他對中國的指責和巴羅相比沒有太多新意，比如也提到中國官員的虛偽和無知、中國人喜歡說謊、不講衛生、欺騙而且殘忍；中國的科技和醫學都處在原始階段；頑固的堅持原來的傳統。但埃裏斯的描述中有一個是新的，即認為中國兵士配備的弓箭還沒有歐洲中世紀的好。中國弓箭弓的弧度比較淺，箭簇還是用皮革包的那種，這說明中國人還沒學會打磨他們的箭頭。
同巴羅一樣，埃裏斯嚴厲批評了中國的專製主義政府。實際上，對於中國專製政體的批評可以看作是外交官批評中國的一個鮮明的特點。雖然有的外交官如馬嘎爾尼、斯當東、範罷覽和艾比爾羨慕北京政府嚴格控製中國各地的辦法，但埃裏斯對於這類評價並不認同。他認為中國的專製主義已經走到了極端，中國隻能任憑專製主義擺布。中國政府的官吏也非常粗野，不能為文明社會的人所接受。
更具諷刺意義的是，埃裏斯對廣州的評價恰好與前麵提到安德森的相反。埃裏斯在書中說道，他曾去過中國的內地，但他覺得廣州比中國的其它地區文明，這或許是由於該地區同西方人接觸較多的緣故。
1832年美國總統威爾遜派出的特使羅伯特的著述中也談及中國的政治製度。他從自己在廣州的經曆出發，對於那種認為中國的中央集權製有利於秩序和安定的說法提出了異議。書中，羅伯特說，“在廣州及其近郊，幾乎每天都能看到有關謀殺、暴動、搶劫、詐騙、殘殺嬰兒和自殺這一類的公告。這些獸性、野蠻的行為是世界別處難以看到或聽到的”。
在有關中國社會道德方麵，羅伯特的批評已和後來新教傳教士的觀點比較接近。當他在中國發現偶像崇拜時候，他不僅感到震驚而且對其嘲弄。他強烈反駁耶穌會士認為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在有些方麵和基督教相接近的說法，認為“中國人的世界裏就根本沒有上帝，他們疏遠了神聖的生活，崇拜自己手裏的事物，從而使人類的理性備受羞辱”。中國人的特性是“罪惡的墮落”、他們具有非人性的殘酷而且還吸毒上癮。
雖然羅金斯博格的書對於中國的認識沒有太多的新意，但他的這段話倒是可以總結來華美國外交官對中國認識的負麵：
他們（中國人）是那種殘害自己親生嬰兒的人。一個罪惡屢見不鮮的國度……在那裏，商人欺詐他們的同胞也欺騙外國人；他們的語言知識非常缺乏科學性；他們的文字和語言也隻是停留在原始階段還不是為了生活的目的；那裏生活的人們沒有道德準則而且很不誠實，因為正義被暗地裏的行賄所遮蔽；備受他們推崇的孔子的思想並不值得細讀，他的作品隻是體現他生活的那個混亂的時代；整個國家從皇帝到胥吏都生活在互相吞噬的人際關係鏈中。
綜上，在外交官的筆下，專製、黑暗、道德墮落、虛偽、欺詐，諸如此類的負麵特性者B已經成了中國的特性，毫無疑問，在外交官的眼中，中國已是一個十足落後的民族。但是，外交官對於中國的認識還沒有就此止息。有的外交官在描述中國種種落後、愚昧表現的同時，還要追溯這些落後表現的根源。在探尋這一原因時，種族主義的萌芽便初步顯現出來。
種族主義認為“非歐洲族群在社會、文化和道德上公認的劣等根源，可以在自然和生物的層次上以及可被科學驗證的人類種族分野之中找到”。完整意義上的種族主義理論出現於十九世紀中葉，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一度產生過影響。
和後來的種族主義相比，巴羅和其後的裏昂德雖然把中國落後的原因歸結為種族特性，但還沒有像後來的種族主義者那樣有一套貌似科學的方法和邏輯嚴密的理論體係。在分析中國時，巴羅的前提是首先假設中國是落後的、中國人是與歐洲的“文明人”完全不同的一個族群。而造成這一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他看來主要在於中國與歐洲的自然體質差異。但巴羅並不是通過直接展示中國人的體質特征來說明這一差異。在書中，巴羅為了論證中國人的語言和思維都屬於原始部族語言思維特征時，把中國人同當時已被歐洲普遍認為的原始族群——南非的霍屯人作比較（這裏，巴羅的思想中已預設霍屯這一非歐族群和歐洲人在體製特征上有差異），從而證明中國人和霍屯人有相似之處。為了證明這兩種人在聲音、發音方式以及思維習慣有相同的地方（所謂相同，即二者都屬於原始族群），巴羅提供了很多看似精確的圖片。正如他在書中所說：“霍屯人在獲取和組合思想的時候不及中國人，他們的模仿能力都一樣很高，這可能主要是由於訓練的差別”；“一個在南非伺候過我的霍屯人和在廣州服伺我的中國人二者在外貌、體態、舉止和發音的方法幾乎沒有什麼區別，我有時喊前者不注意就用後者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