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知識遭利用的四個時期之第一時期：先秦時期第一節元典儒學的狀態
每一個民族之所以發展的結果不同，其根本原因是知識狀態的性質不同。世界每個民族在文明的初始就開始形成自身的知識傳統，知識狀態，最終決定了知識最終是被導向創造，還是利用。當然也決定了民族是進步，還是衰微。中國在先秦以前就有了端倪。
1.單純講求道德實踐的結果
大家都知道，儒學主要是關於道德修養的學說，先修身然後為政，為政也是講“德政”，不管什麼都首先與道德相連。首先說，孔子的求知觀，目的都是最終導向道德的純潔，即成聖，雖不能成聖，也不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以道德修養為求知的旨歸（決定了近現代文明的在中國不可能產生），孔子雖然點中了春秋戰國征戰相殘“譎而不正”的主要社會現實，卻不能使“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他有所作為，進而轉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收徒講學、整理古籍中去了。我們應當十分清楚地看到，孔子是在“繞樹三匝，無枝可倚”的情況下轉為私人辦學的，他的“修、齊、治、平”的偉大理想並無法真正付諸實施，而且之後儒者很多也都是以此抱負入世，以心如死灰而出世。在後世他的這套理論就淪為人們通往“當官發財”之路的利用工具。所以孔子自身的理論也暴露出了許多問題。
其一，實際上的困難性。孔子在四處碰壁之後，有人問他說：“你為什麼不參與政治？”孔子道：“尚書上說，隻有把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的這種風氣影響到政治上去。這也就是參政了呀，為什麼一定要做官才算參政。”別的先不說，孔子此言倒顯得可愛多了，他認為這種風氣可以影響到政治那裏去，擺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綱常，雖然孔子的目的在於使天下太平，民眾安居樂業，但他卻不能保證這一套理論不被政治官場所利用，成為愚民工具和他們的遮羞布。更何況即使這一點真的實現，中國也是進步不了的。後來的事實比之更慘，當是孔子所無法預料的。
以現代西方知識為憑借，道德的正真實現，一方麵是教育的作用，但最主要的是社會輿論的監督，尤其是政治官場，隻有有效的監督才能使政治有所作為，遏製腐敗。政府是否清明，必須喚醒民眾的覺醒意識，及加快民主進程，是落實德政的唯一途徑，民主的重要意義之一也就在於監督，它能使效率最大化，人力資源配置最優化，等等，是促使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之一。否則，無有效監督既無民主可言。孔子單方麵地要求國君，臣僚成為“仁義道德”上的聖人，隻能是一廂情願的。但作為傳統特色，對後世的影響極大，導致了人治社會形態的形成，完善，僵化。人們隻盼望有個聖君，清官，不會想到其他途徑。
學過儒的商鞅說得極對：“仁者能仁於人，不能使人仁，仁者能愛人，而不能使人愛，是以知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也，聖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也。”（《商君書，書策》）
再者，他隻是要人們單方麵地去自願學習，修養德性，始終主張“為政以德”，雖然他是針對國君講的，也要求做臣子的用道德來治理國家，但是在那個時代，甚至在曆史上的任何時期，實踐起來都是困難的，幾乎是不可能的，官場也是兵不厭詐的戰場，政治環境是不會至清的，何況一切都是官場化了的。這與學術是兩碼事了，真求知，學術，是必須至清至純，探求真理的，而德政的至聖的學術心境是不受政治歡迎的，也是治理不了國家的。他所堅守與追求的道德境界，最終既沒有導向真求知，在之後的漫長曆史中，也始終沒有在官場，乃至整個社會真正貫穿落實過，人們大多把他的思想當成了一個幌子，招牌，敲門磚，隻有“做戲”的功效。始終是一個沒幾個人追求，也難以達到的“水中之月”，這是他的悲哀，還是以他為主導的文化的宿命呢？
2.理論缺陷
他要求人們以自覺的“德育”修養為社會“正名”，春秋戰國，臣弑君，子殺父，君王相伐是極為平常的事情，所以他要求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卻不想被漢後的統治階層所利用，因為孔子是有意使天下相安，和平共處，才想到“正名”，不想正被後來的統治者看中了這一點，他們為了維護自身既得利益，就必須建立這樣森嚴的等級製度，倫理綱常，這恐怕是孔子想不到的，統治者是根據自身利益需要有選擇，另加附會穿鑿出符合自身利益的思想觀念，以愚弄民眾。而“仁義”的部分就隻能當做一幅偽善的麵具了。先秦的國君幾乎都不願意當個清心寡欲，道德高尚的聖人，都沒有讓他執政，就像南宋朝廷不會讓朱熹執政一樣。他起初先在魯國執政了一段時間，但魯定公接受了齊國送來的美女和駿馬之後，沉湎於聲色享樂，他覺得在魯國無法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便帶領弟子們依依不舍地離開了魯國，周遊列國十四年，最後專職講學。
另一個結果是，他沒有導向真求知。“述而不作”也許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注重（道德）實踐，他一生言行的過程也說明了，他的思想的總體特征是“實踐理性”的，不要人隻把“仁義道德”掛在嘴上，而是要你做出來，這對於人的道德的培養目標是一致的，幹脆直接指向實踐，但對於其他方麵的知識來說，卻是要命的，如數學、文藝、物理、天文等，都被道德知識係統排斥在知識範疇之外了，再者，因為他所導向的道德求知是不需要過多的書麵條理，邏輯論證的，隻有已被固定下來的“修、齊、治、平”一直用到現在，沒有人懷疑過什麼。其他知識係統則必須要有理論邏輯的支持，是極需要理論構建的。當讓這樣的儒學一統天下，為後來知識完全淪為利用工具創造了條件。隻有理論知識的不斷總結積累，突破，才有可能促進社會的進步，而儒學始終沒有導向真求知，作為元典的儒學來說，這也僅僅是個開始，它的結果將更加慘淡。
孟子雖然豐富了儒家學說的內涵，但絲毫沒有改變儒學的兩種基本導向，因為過度的單一性，純粹性，無法落實於社會。隻強調由內而發，自我修煉，缺乏有效的其他外部條件的創新與約束，而隻能流於空洞的說教，難於言行合一，隻成為後來者欺世盜名的幌子。再者是，他過於強調實踐，忽視了理論構建的邏輯意義之於現實的可能性。以道德目標的實現為普遍的，終極的目的，使求知的係統過於單一，雖然後世把他的思想學說“改造”之後定位“官學”，用於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始終沒有導向真求知，與求知係統的多樣性，即使有算數、天文曆法等，都僅限於實用，而非為了去探索其中的奧秘，後來也都因為不能通過它們獲得更大的生存利益而成為無人問津的冷門，今天學生們常說的“熱門”、“冷門”的含義與之是一脈相承的，也就是人們不是從熱愛知識本身的目的出發，而是從利益目的出發，所以中國也就不會出現類似牛頓，伽利略這樣的知識精英，此事後話。
事實證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隻能是有利於統治者的統治，而不利於知識思想的多樣性，與交流創造的可能性，更何況元典儒學在被統治者獨尊之初就已經被當成利用工具了。
3.淪為工具的必然性
道德修養隻能作為求知目的的一個方麵，並不是全部，無論是孔子，孟子，荀子這些元典儒學的代表人物，還是統治階級，都已把道德修養作為求知的全部，固定了下來，成為官學，這種方向在*時代仍是主流的。進一步講，即使你修道成聖也隻不過是一個“動物性”的良民，就談不上作為人的能動性了，成聖也並不能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更不意味著就已經改造了世界，促進人類社會的進步，也由此可見，儒學的求知並不在意於探索未知世界，為求知而求知，而是導向了作為一個“自然性”的安貧樂道之人的生存狀態的滿足與凝固化，以致生存私利成為人們求知的終極目的，知識被固定且成為純粹工具成為曆史的必然，教育也為利用性而服務了。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因為他們崇尚自然的原因所導致的，能使百姓免於戰亂之苦，使君王臣子不再相伐，卻是孔子儒學倡導道德修養的直接反映對象，因此孔子沒有導向真求知，也並不是他的錯，他畢竟也如實地針對社會現實的一個方麵提出了他自己的傾向主張，盡管有很大局限，也是理所當然的。後來被統治者利用，那已是後來的事了。問題是後人的獨尊使思想單一，再者，利益的引誘使知識成為敲門磚，使儒學變為儒術而僵死無生氣越發嚴重。一種學說一旦被尊為永恒的真理，若沒有任何的突破，基本上就標誌著這個民族必然走向衰亡。知識係統不再更新了，還有比這更可怕的事情嗎？！
我們不否認元典儒學作為道德知識係統的價值意義，而我們關心的是，他無法使教育導向真求知，開拓內容的多樣性，教育的整個模式，過程，目的都開始為“利用性”而服務了。
在先秦諸子中，也不是沒有具有真求知傾向的學派，是有的，而且影響還不小，那就是“名家”學派，“（《中國傳統思想與文化》徐克謙p119……）‘名家’是先秦諸子乃至整個中國文化思想中一個十分獨特的學派。陳榮捷先生曾經指出，先秦名家‘代表著中國古代唯一的為知識而知識的傾向’。先秦‘名家’所謂‘名’，與今人所為‘概念’或西方所謂‘concept’相關，但‘名’的內涵要比‘概念’更豐富。中國古代所謂‘名學’也不完全等同於今天所謂‘邏輯學’。先秦諸子各家當中，也不隻是‘名辯學派’或‘名家’研究‘名’，儒、墨、道、法各家都有關於‘名’的論述，如儒家講‘正名’道家講‘無名’，法家講‘刑名’，墨家講‘察名實之理’，等等，都對古代名學作出了重要貢獻。名辯學派的獨特之處在於他們‘專決於名’，把名理邏輯問題抽象出來進行專門的辯論和探討，促進了中國古代抽象思維的發展，並且培養出一種超越現實功利倫常日用的純粹學術興趣。另外，一些名家代表人物‘曆物’‘逐物’、探求物理的學術興趣，標新立異、超越常規的思維方法，在中國文化思想史上也是獨樹一幟的。從名辯學派的致思趨向似乎本可以開出中國文化中重視智慧和純粹自然科學的一條路向，可惜名辯學派與戰國時期急功近利的時代風氣和社會需要不太吻合，在當時即已遭到注重實用的其他各家的圍攻，以至於在中國文化發展的長河中逐漸淹沒。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文化史上一件值得惋惜的事情。”
這一學派是唯一有真求知傾向的一家，卻沒有成為傳統被繼承下來，在那時的人們就主要專注於“功名利祿”了，政治需要的是統治的利益，知識分子需要的是“功名利祿”的利益，知識本身並不是求索的目的。士這一階層作為先秦時代知識分子的主要群體，是如何主導社會風向的，如何主導求知目的的，我們必須單獨列出來分析。
第二節中國官場的雛形
——權謀術士者的舞台
注重“實踐理性”是儒學的特征，更是孔子的獨創，不重理論構建，隻看實際的實踐效力，它一旦外化到政治領域，則為要追求實際的效益，也就是高官與厚祿，求知隻是為了擁有高官與厚祿這是先秦更是後世人們的求知總目的，終極目的。可以十分明顯地看到，人們求知並不是因為對知識有多麼濃鬱的求索yu望，而是因為生存利益的引誘。從這裏我們已看不到類似孔孟的執著信念，更看不到類似古希臘如阿基米德所表現出的求知精神之於中國“名家”學派的影子。這就是官場之於先秦時期的雛形，說是雛形，其實已相當“成熟”了，在春秋戰國的五百多年間，已經把權謀術士者們的心智磨練得油光水滑了。
權謀術士者可分為三種：一、諸子。二、諸子之徒眾。三、自學成才者，以客卿為主。
如果把諸子百家也當做術士一類，似乎太冤屈他們了，至少獨有“名家”學派是不能列為術士一類的，但其他諸家幾乎都有一個共性，那就是要求入仕，為政以治國，為統治階級服務。這是作為高級別術士的諸子所導向的同一結果，僅是這樣也不能算做高級的術士，而是他們幾乎不約而同地導向了實用主義，一切的求知都必須要有一定的利益收獲，不追求那些沒有實際效用，於生活於生存沒有實際幫助的東西，類似“名辨”，阿基米德的數學世界，張衡的追求，等等，皆被視為無用的“屠龍之術”。西方的自然科學，生物科學等，這些知識係統初始是非實用的東西，隻作為興趣來研究，這在中國始終是被輕視的，因為它們與怎樣升官發財沒有直接的關係。這些知識是不能直接或短期內使人看到利益價值的，比如，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很難說能給他帶來什麼直接的利益，這在中國是不可能的。他二十四歲被選為教授，在中國也是不可能的，因為中國人並不看重知識本身，看重的是輩分及老辣的社會關係。他能當選，就是因為他的社會重視、尊重知識本身，而不是因為他為皇室為國家創造了多少效益。但儒、道、法等學派鄙視、否定“名家”學派是不遺餘力的，說他們是“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急，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過是“一蚊一虻之勞也，其於物也何庸（用）”。僅從當代人的觀念中就能體會到“急功近利”儒術遺風，求知不在知。總之，“名家”的學問在當時普遍被認為是“無用”的學問。同樣，如果在近代中國也產生了類似牛頓的人物（事實上是產生不了的，如諾貝爾將在中國隻能想一下而已），可以想象結果會如何，不是沒有如宋應星的《天工開物》，聲明與科舉無關，自然也不會有什麼樣的社會影響，現當代國人把他發掘出來，不是因為當代國人突然醒悟，喜愛了真求知，而是因為找麵子，為自己臉上貼金，至於知識的狀態，國家的教育狀態，仍一如曆史之既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