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利用性的延續期：利用性之第四時期——清末至當代
知識利用性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對知識本身的輕視與無視。作為“敲門磚”，要用的時候就視為衣食父母，不用的時候就丟棄，甚至摧毀，視之為牛鬼蛇神。這是清末至今最為突出的現象。國人從來（秦漢之後）就不熱愛知識探索，有了知識真理，也從來不會堅守，不能堅守，也從來不能使知識真理實踐為現實，社會也從來（秦漢之後）得不到改變。自清末鴉片戰爭始，千年未有之局變，被迫興起的“西學東漸”，直到“西化”思潮的膨脹，其中麵向西方的求知，一百五十年間，是否與兩千多年來的求知性質一脈相承呢？局麵的複雜性，是否可以梳理出“萬變不離其宗”的“宗”呢？若要回答這個問題，須與上篇不同。關於中國曆史至今知識利用性的四個時期，前三個時期在上篇中作了分析，而最後一個時期，即可從鴉片戰爭算起，至今，作為第四時期，為了充分證明古今知識狀態的性質與近現代時期的複雜性，必須以略顯不同的方式論述。
和曆史上一樣，“西學東漸”之後的先進知識分子，大多都以浪漫的文學情愫進行革命鬥爭的，體現在他們的思想上則顯得可愛，但卻往往不可信，因為沒有真求知精神，或者說沒有真求知傳統的緣故，而有詩文浪漫的傳統，所以，使他們的思想理論沒有多大的理論深度，不成體係，往往空想的多，難於實踐。一個人往往以情感的發展、想象為主線，響亮而不實際。如康有為的《大同書》，與“反智主義”有何區別？！就不像西方的社會變革，首先作具體的理論論證，並與實踐相結合，逐步追求實現。在這一篇章中，為了充分論證利用性知識狀態仍左右著近現代中國的發展程式，及所導致的惡性循環式的發展結果，如新中國成立之後對傳統封建形態的複歸，還有必要對第四個時期再分為四個小時期，即：一、1840年至1919年，近代期；二、1919年至1949年民國期；三、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至1978年改革開放；四、改革開放至今。因為近現代中國適逢“千年未有之局變”，古代向近現代的轉變，西方文明向東方文明的漸進，環境十分複雜，不同於古代兩千多年來的一條儒學線路走下來的明晰，所以，為了論證最為複雜時期的發展性質，必須更加細微一點。
國人的（偽）求知、奮鬥最終是為了自己、子孫的生活幸福，即生存利益，這本無可厚非。但因為後果是導致了對知識的利用性，作為整個社會的發展本質。此本質從根本上決定了知識創造的不可能產生，而所塑造出來的私利化性格又是與之配套的一環，加劇了社會的衰落。清末，在民族危亡之時民眾所表現出來的冷漠與麻木，正是利用性知識狀態的終極表現，對任何知識義理都表現得漠不關心。一個兩千年來隻愛功名利祿的民族，一個兩千年來早已忘卻知識真理的意義的民族，在麵對從西方引進來的民主、科學所主導的革命大義麵前，怎麼會不茫然、麻木、冷漠呢？！即使倡言革命，幾乎所有人都仍是僅僅為了獲取更好的生存條件而已，為了更好地“當官發財”而已！即使是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陳獨秀、李大釗、*等，他們變革、引進西方文化的目的也僅在於救亡圖存而已，都沒有人能夠逃出傳統發展本質的局限。也就是，他們的所有求知、奮鬥的目的，都仍是為了（民族的）生存私利，知識仍是工具與手段，我們這裏完全可以理解他們為什麼會“全麵反傳統”啦。我們前麵已經分析過：為生存利益而求知、反抗（中國式的），與為捍衛、實現知識真理而反抗、奮鬥（西方式的）的兩個結果是不一樣的，本質是不同的，所導致的文明發展結果是相反的。而這時的中國的發展本質仍是傳統式的，所有人都仍把知識當成“幹屍”。因為人們引進知識真理並非真正信仰、熱愛、追求實現她，而是為了更好的生存環境而利用她，後果可想而知，與“儒術”同類。“民主與科學”始終讓位於“救亡圖存”就不足為奇了，此是後話。
變法是為了“圖強”，盡管仍是為了生存利益，這本不應錯。但正因為圖強也是為了一種生存的利益，所以，革命變法，引進西學，也都是為了個人及國家的生存利益，或是一般阿Q認為的：革命即是把別人家的東西搬到自己家。而非真求知，真求知的一個關鍵特征是，追求知識真理的實現，而在中國的革命曆史中，根本就談不上，興衰都是與曆史一致。中國的禦用學者稱李自成與洪秀全的農民軍為革命軍，正是因為他們受到了這種局限，而認不清實質，得出了近乎荒唐的結論。知識真理是追求的目標，還是利用的工具，對於社會的發展來說是決定性的。所以，無論在變法過程中，還是之後，為了個人利益，倒戈、投降、告密、賣國者唯中華最多。兩千多年來，人們求知、奮鬥都是為了個人生存私利，有幾個還會想到民族危亡的大義。兩千多年來，是知識走向僵死的曆史時代，而因變革所需引進西方的“知識”，也同樣必會被當做可利用的“幹屍”，那麼，人們也不會突然之間去熱愛、認真學習、理解領會其中的社會含義與力量，仍會把他們當做另一個“儒屍”來看待。更不要說讓人去去追求實現了！所以，幾乎所有的革命者，根本就談不上對革命意義（唯一意義在於對生存利益的實現），知識精神的熱愛、堅守與實現，開拓出一個新的世界。他們的心理，思想文化觀念，情感思維模式等，一切都還是傳統的那一套，為生存私利（個人的或國家、民族的）而革命鬥爭。無論是革命文化名流，還是廣大知識分子與民眾，都沒有逃出對知識利用性的“革命理想”——生存利益。而非真理。
如“戊戌六君子”，章太炎1906年所寫的《革命之道德》，就突出了革命的“利祿”目的性：“戊戌變法，惟譚嗣同、楊深秀為卓厲敢死。林旭素佻達，先逮捕一夕，知有變，哭於教士李佳白之堂。楊銳者，頗圓滑知利害，既入軍機，知其事不可久，時張之洞子為其父祝壽京師，門生故吏皆往拜，銳舉酒不能飲，徐語人曰：今上與太後不協，變法事大，禍且不測，吾屬處樞要，死無日矣。吾嚐問其人曰，銳之任此，固為富貴而已，既睹危機，複不能去，何也？其人答曰：康黨任事時，天下望之如登天，仕宦者爭欲饋遺，或不可得，銳新與政事，饋獻者踵相接，今日一袍料，明日一馬褂料，今日一狐桶，明日一草上霜桶，是以戀之不能去也。嗚呼，使林旭、楊銳輩，皆赤心變法無他誌，頤和之圍，或亦有人盡力，徒以縈情利祿，貪著贈饋，使人深知其隱，彼既非為國事，則誰肯與之效死者？戊戌之變，戊戌黨人之無道德致之也。（p59——60）”真革命者的目的尚且如此！當然，一腔熱血，顯示了對民族存亡的憂患意識，不過與曆代真正追求“內聖外王”或“治國平天下”的仁人誌士也是一脈相承的，但就曆史來說這是遠遠不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