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何必談孰“體”孰“用”
同樣，從李澤厚先生的其他著述中也可知，他雖然分析除了“實用理性”缺什麼的弊端，但沒有分析出“為什麼”缺，以至於有很多現象和問題不能深入解釋或解決。因為他沒有發現在“實用理性”中的“求知極限”。這個“求知極限”就是前麵經常論述到的當求知奮鬥達到富貴目的的時候，不但求知早已停止，而且在這個過程中知識隻是作為利用工具，而非創造對象的一種狀態，之後就必然性地走向腐化墮落，這就是“求知宿命”。無論是真“內聖外王”者，還是普遍的為“當官發財”者，都幾乎沒有人能夠逃脫這一“極限”，是它構成了中國曆史社會發展的基本模式（個人、家族、朝代、整個文明）。
李先生不但在“實用理性”中沒有觸及這一“極限”，在“西體中用”中也同樣受到了這個“極限”的限製。在分析他的“西體中用”之前，先分析一下它的來源。
1、“道器之辯”的矛盾性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道’是一個最高的哲學範疇！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作為‘天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就應該重本輕末、重道輕器。’”
他們認為“重道輕器”並未能使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在“道”上有更大作為，一方麵它的主觀先驗性既難以深入現實，難以被後人實行；另一方麵它也沒有使對道的探究有新的突破，帶來的卻是近現代以來中國思想文化的落伍。這也的確是事實。他們還認為：重道輕器原則的內在缺陷和曆史局限性使得往往將理想混同於現實、理論脫離實際。具體表現為：首先，把“道”與“器”割裂開來，隻看到道高於器、統率器的一麵,沒有看到道寓於器、依賴於器的一麵；隻強調要重道,卻沒有反思道從何來；隻講要“以道禦器”,卻不懂得具體的道也要生於器、受器的實際效果檢驗；等等。這樣就難免產生很大的片麵性。例如,由於重道輕器,又把道僅僅理解為“大道理”和道德原則,似乎隻有搞政治、講道德才是重道,而關心經濟、研究科學技術等都與道無關。因而導致了輕視科學技術、生產創新等,甚至說技藝是“小人”的事業,為君子所不齒,視之為“奇技淫巧”、“雕蟲小技”。《禮記·王製》說:“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與士齒”；“作*、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受這種觀念的影響,科學技術研究在中國長期沒有得到統治者應有的鼓勵和重視,特別是自近代以來,根本就沒有產生我國的現代科學、實驗科學。這不能不是一個極大的損失。
其次,過度抽象的“道”,至多表現了少數君子們的興趣和誌向,隻有少數人才能達到衛道者所承認的思想境界。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其要求太高、太難。將這些作為社會的理想和原則時,往往意味著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不關心廣大人民百姓的疾苦,更不尊重實踐的現實和人民日常生活的境界,為後來的統治者以求“道”為名犧牲人們的現實利益,甚至“以理殺人”提供了口實。
其三,對“道”的研究和闡述不注重科學的論證,完全依照主觀先驗的思維方式,不重視將其變成社會的普遍精神、方法、規則、程序、法製等。所以它在社會生活中,也隻是支持“人治”而非“法治”的理論。盡管孔子認為應該“是人宏道,非道宏人”,但實際的結果卻總是相反,“認人不認(道)理”、“重成事不重立規矩”成為一個影響深遠的社會風尚,這不能不說是觀念本身的缺陷所致。（以上引自《“道器之辯”與“體用之爭”——學習中國傳統文化的兩點思考》）
這三段論述看上去頗有道理，並且也是“普遍公理”，學界都認同的，把它定成了“共識”，從而判定了傳統哲學“重道輕器”的罪名，這就有點像，比如西方因為神學的束縛，就產生不了近現代科學一樣，有了“地心說”就一定發現不了“日心說”一樣，黑格爾的唯心主義為什麼沒有束縛住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呢？這樣的邏輯很難讓人信服，談哪一知識係統束縛人的思想是沒有意義的，關鍵在於有沒有敢於突破任何知識係統局限的熱愛求知的人或團體。因為恰恰是西方人不斷地在掙脫各種“神定論”的束縛，不但發現了“日心說”以糾正“地心說”，而中國人並沒有一個人出來糾正“重道輕器”為道器並重，難道是因為被“束縛”得太嚴，還是根本就沒有衝決一切黑暗意識與力量？難道是“神學”相比“重道輕器”的觀念來說幾乎沒有束縛嗎？這樣的因果邏輯是不是太簡單了一點。如果說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對近代牛頓物理的一種否定，那麼中國人為什麼就產生不了對“重道輕器”的否定？難道就能說牛頓對後人、或對愛因斯坦束縛太輕？難怪國人把落伍的罪責推到古人身上，自己一點幹係都沒有。就像五四時代把導致中國衰落的罪名定給孔孟一樣，傳統哲學的弊端順理成章地成了導致中國“理論與實踐”的脫離與落伍的罪人。中國人自己沒有追求知識真理並實現的願望與意識，沒有突破現實束縛、敢於創新的意識，卻還要把罪責推到敢於創新，敢於堅守真理的古人身上。這也難怪有這樣的一種現象，民眾在苦難難耐的時候可以罵傳統什麼都不是、都不對；當生活好轉的時候，就什麼都是了，皇帝老子都是好的，也不說什麼專製之類的“知識真理”了。這本應是利用性知識狀態的危害，是專製強製革除人們的創新意識所致。“重道輕器”理論也是相對於其前時代的一種創造，本身並不應承擔這樣的罪責，如若不然，也隻能說明中國人的依附性思維太重，不敢，也沒有意識去突破其所依附的主體。
既然“道”有那麼多弊端，為什麼沒有人去揭示、創新呢？如果人們有這種意識，同時社會也是開放、自由的，那麼也會產生“重器輕道”的思想，或者是“道器並重”，因為沒有一個人的思想是生下來就被強製統一的，而中國社會一切都如此“統一”，那麼追問來由，除了專製這一有形的鐵爪之外，那就是利用性知識狀態了。根本就不愛知識探索，怎麼會產生創造？
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國人的“否定觀”與西方人的“否定觀”是完全不一樣的，前文中也說了，中國人是打倒、消滅一個，去再請來一個依附之，定為後世子孫的萬能法寶，然後安於現狀，害怕有什麼新的“變故”會與之不同，千方百計地要求統一，使現實“穩定”，是以拒絕創造、革新為代價的；西方的否定觀是在原有的基礎上一步步批判、更新知識內容，追求真理，創造新的世界。“重道輕器”這一相對西方而言的中國理論的弊端本身並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中國人喪失了突破創新、追求知識真理的意識與勇氣。
自然，不是“重道輕器”的原則本身“沒有使對道的探究有新的突破”。有一點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政治專製與知識狀態間的關係，誰是最終決定因素？如果說是封建性政治專製鉗製太強，使人們喪失了突破創新的意識，恐怕是經不起推敲的。如在當代，“道”、“器”已經基本“平衡”了的時代，但為什麼不是受製於傳統，就是依附、闡釋於西方，自身仍產生不了原創呢？當代人不是忙於掙錢，就是有錢之後開始享樂，所體現的仍是傳統知識狀態所支配的那一套循環規律，知識真理並不是人們關注的重心。人們並沒有意識去追求實現什麼，難道這仍是“道器”的問題。中國的衰落主要是因為知識的死亡，知識得不到任何創新與實現，而這正是利用性知識狀態導致的結果。
知識隻作為利用工具，並沒有真正重視它，人們不會考慮要如何追求、實現它，更看不到它的現實性意義，也就不會有突破現有狀態的意識的可能。所以，利用性知識狀態最終使人們喪失了突破現實束縛的意識，隻知固守現狀。再加上，封建專製主義的不斷強化，一切統一於“一”是很好統治的，加速了民族的衰亡。如果說中國的曆史社會也是類似西方的運用性知識狀態，那麼封建時期就很有可能不會那麼長，至少毛的時代不會再使封建沉渣泛起，人們能夠為知識真理的實現而奮鬥。封建禮教、宗法製度這些依附於封建製度的具體內容，很容易就會被打破，關鍵是人的思想有沒有突破創新，並追求實現的本能意識。一個民族的進步與否，並不在於去掉舊的形式、製度，而在於不斷追求創新、實現知識真理的意識與勇氣。曆史傳統中的無論哪一個具體事物都承擔不起民族衰落的責任，而在於還在呼吸空氣的每個人。在於每一個人，每一代人思想觀念的轉變、更新，改變民族對待知識的態度。美國，英格爾斯的《人的現代化》一書同樣說明了人的思想觀念的不斷革新對於一個國家、民族發展的作用，但同時也說明了，每個國家、民族的知識狀態都是不一樣的，導致的發展結果也是不一樣的。世界上有哪一個民族能像西方人那樣不斷否定知識、突破現狀、革新著自己，也隻有這樣的民族才有持續性的進步。實質上英格爾斯的論述正體現了其自身“運用性知識狀態”的性質與模式，是追求創新並實現的意識的一種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