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應當覺醒的“草民”
當普通民眾能夠認識到扞衛知識真理就是扞衛自身的權益與尊嚴的時候，這個民族才算是在進步。
無論是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還是為了民族的持續進步，與民眾自身的利益，抑或是塑造一個真正民主的政府，民眾都應該覺醒於知識狀態，不斷提高民族的生存層次。這就要求民族必須有所信仰，有所堅守，認真對待，不迷信聖賢，不依附權威，隻信仰真理。不再利用知識，而是運用。不要再把教育與求知看做高回報的投資。西方曆史證明，真求知與創造價值是相輔相成的，越是單純追求生存私利，越是事與願違，無論對個人還是國家都是這樣，價值是創造出來的，而不是通過利用知識獲得文憑，再去領取麵包。
政府的腐墮，民族的衰敗，是與民眾的忍從、漠然、無視分不開的。但利用性又不得不塑造出這種性格。代價是文明的衰敗。
熱愛知識探索，創造、發明、發現在轉化為生產力與財富的過程是漫長的，但又是必須的，西方經過了數個世紀知識積累，才有今天，必須分清楚的是，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可不是資本積累的結果，馬克思的這一理論在中國是說不通的，從本質上說，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首先是各領域知識積累綜合作用的結果，然後才有資本、經濟的積累，沒有知識的積累，就不會有經濟的大發展，中國恰在這個環節出了問題。中國曆史上的宋、明時期就有了非常繁榮的經濟體，對外貿易十分發達，但由於知識思想被統一在專製權力之下，在利用性之下，任何知識都很難再更新，由於沒有知識更新與擴大領域，最終隻能隨著王朝的興衰而興衰，強烈依附於它，不可能組織起來，形成產業鏈條，做得更大。再繁榮，也不過是封建性的處於自保性質的小農經濟。這一特點在今天的中國依然是主流形態，後麵會講到。
社會每個領域的發展都是真求知者作為基礎貢獻的結果，不能導向真求知，也就不可能認知、熱愛，並實現知識真理的意義。
9、官場：造假的急先鋒
由於利用性早已成為中國官場化社會的主要特征，他們並不是真正地重視知識，隻重視私利，尚需不實，會帶動各領域的造假風氣，這是毋庸置疑的。丘成桐曾說：“2002年，國際數學聯盟在北京召開年會，中國數學會出麵，負責安排中國的數學家在會上發表演講。國際數學家年會的演講人是對學術成就的很高肯定，但結果8個演講人裏，7個是北京的。其他成就遠遠高於演講者的數學家都沒有機會發言。朱熹平教授是中國國內最好的數學家之一，後來被哈佛大學用最禮遇的方式邀請做訪問學者，但當時，竟然連年會的邀請都沒有收到。”8個人裏麵已經有7個是假的了，正如丘本人所說的，他們“不是做學術，都在搞權術”。他們並不真正重視知識本身，當然也不會真正重視人才。他們無一不是在搞關係、玩權術之中盡可能地、不擇手段地弄些虛名與私利罷了，而在這個過程中瞞騙、造假是絕對少不了的，可以說是這種以人事關係為發展本質的“生命線”，沒有瞞騙和造假就沒有如此複雜的人事關係發展模式，真正的人才與創造成果是不可能在這種環境中產生的，隻能產生假的人才。朱熹平也隻不過是龐大中國社會的一個特例罷了。美國不愧為一流大國，他們真正的重視知識與人才，而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假的重視，是利用。各自發展的結果早已不言自喻了。
曆史中的人才選拔、科舉取士從來隻重視名聲、文學，後來是“進士”這個牌子，從來不重視知識與學術本身，現在也是，人們隻重視“名氣”、“名牌”以及碩士、博士這個牌子，所以，虛假起來就更隱蔽與可怕。
10、利用性的私生姊妹：專製政體與奴化教育
在中國，教育往往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強製、灌輸式的教育就是證明，它並不要求培養真正的人才，發掘人的創造力。傳統政治的專製工具最直接有效的就是教育，政治規定下來教育的一切，思想、內容、方法、過程、模式、製度等等，隻要能控製的，都會被“順理成章”地控製。教育者與求知者既不會去真求知，也沒有任何教育與學術上的自由，有極少數的真求知者也是被迫害與排斥的對象。所要求的結果是清一色的聽話的商品。
政治所操控的教育，一定會因趨向官場化而變得腐墮。在《大學與官場都輸了》評論中就體現得非常明了：
“《官員博士化，官場和大學都輸了！》作者：張鳴（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在職官員拿博士學位，是近年來官場的一大時髦。據《半月談》雜誌記者調查：“一些國家部委領跑了‘官員博士化’進程，有的部委博士比例已占到了總人數的一半左右。在經濟發達地區和高校集中的省份，省部級、司局級、縣處級官員攻讀博士幾乎成為潮流。”
事實上，除了極少數身在官方研究機構，具有官銜級別的人之外，真正的在職官員，成天忙於公務或者應酬，在現今嚴進寬出的學術體製下，要想真刀實槍地通過博士研究生入學考試，事實上幾乎沒有可能。在讀博期間完成學業，通過課程考試、綜合考試（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根本不可能脫產來聽課。最後的博士論文是怎麼回事，就更難說了。但正如《半月談》記者調查顯示的那樣，但凡官員讀博，學校是有綠色通道的，有些學校官員還裝模作樣的來一下，考一考，或者請秘書代辦一切；有些學校，隻要官員級別足夠高，連樣子都不用裝，最後來戴方帽子就行了。正因為如此，在職官員拿博士帽，蔚成風氣，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毋庸諱言，這種潮流的結果，是雙向的腐敗。在官場，導致了所謂知識化或者知識型幹部的摻水變質；在學校，則導致了學風大壞，其他學生有樣學樣，教授博導腐化墮落，人格卑下。都說權錢交易、權色交易，這裏其實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權學交易。為了分一點官場餘瀝，有些教授博導甚至謙卑到了對自己的官員弟子低三下四的地步。
但是，至少在目前，官員讀博，還是一件光彩事。說它光彩，是因為官員讀博，在學校和官員來看，屬於雙贏，一個拿到學位，一個得到資源。事實上，不僅是學位和資源，後麵還有地位和榮耀。哪個大學的校慶，在列舉自己培養了多少人才的時候，不是把出了多少省部級官員（如果檔次低點的學校，地級也湊合了），放在首位？有誰在乎到底這些人是怎樣成為該校博士的？反過來，那些拿到學位、或者有在讀博士研究生資格的官員，在電視上介紹他們的簡曆時，也忘不了炫耀他們的學銜，以示自己屬於知識型人才。顯然，沒人在意那博士方帽子下麵的貓膩和汙穢，大家看到的都是方帽子上麵的光彩，並因為這種光彩感到自家也金光四射。
一個能讓眾多高官來讀博的大學，其地位不言而喻的高；反過來講，有了這樣有地位大學的博士頭銜，官員的晉升，也有了相應的保障，至少在幹部考察的時候，有得可說的了。如果哪個地市級官員在哪個大學拿到學位之後，升了上去，那麼，這個大學就會非常自豪地認為自家既慧眼識人，又善於培養，盡管這個人可能連一個整天都沒在學校裏待過。如果“培養”的這樣的官員多了，學校自然檔次也會因此而升高——資源多了，課題就多，課題多了，成果就多，在官方的評價體係中就靠前。對於大學來說，簡直等於無本萬利的買賣，什麼事沒費，就換來這麼多好處，豈止是雙贏，三贏、四贏都有。
然而，世界上的事，總是平衡的，有贏的，就有輸的。官員贏了，大學贏了，博導也贏了，但官場和學校的風氣輸了，從根本上講，官場和大學都輸了，大學變成了官場，加速了學風的墮落，而官場充斥了冒牌貨，這麼多高檔次的真的假文憑，連清理都難。
在職官員拿博士，是大學官場化的一種風向標式的表征。隻要我們的大學，本身就像一個衙門，所有的評價體係，都充斥著官本位氣味，那麼，官員通向博士方帽子的綠色通道，就會一路暢通，個別學校個別教授宣布不招在職官員，不過是螳臂當車罷了。”
政治所一手操辦的教育基本上是黨化教育、專製工具，牟利工具。政治思想的要求是，一切都已固定、“安排”好了，隻要照著去做就行了。並且他們會刻意“獨尊”權威學說思想，再者去樹形象、造神。這是封建專製統治的一貫伎倆。以確保他們自身的統治安危與私利。他們的目的首先是杜絕思想上的創新，避免任何與之不一致，甚至唱反調的思想出現，這就是專製的標誌。
利用性可以單獨存在，但專製政體是它最合適的寄主。在利用性知識狀態下整體所實施的教育，是不折不扣的奴化教育。它們聯合培養出的精英都是為爭名奪利而來的。
我們先分析一下利用性之下的奴化教育的特征：它必須找到一個利益最大化的知識係統，然後固定下來，尊為永不動搖的“天理”，要求人們必須照著做，因為它是工具，所以並不管其中是否有缺陷。有代表性的是傳統儒學與今天的馬列主義，被獨尊與強行教育的後果是，直接扼殺了個性、創造性。殷海光曾經談到台灣黨化教育有以下幾個特征：“（1）.灌輸青年，使青年在不知不覺間從黨的立場和一孔之見來看世界，看人，看事。（2）.將教育當作黨的宣傳工具，製造青年們分享黨的情緒；憎惡黨所憎惡的事務，喜好黨所喜好的事物。（3）.神化黨的人物，和黨的曆史。（4）.造成青年們一個印象，以為國家雖大，若無此黨，則日月為之無光，天地為之色變；故舍此黨莫屬。（5）.要把下一代牽著鼻子走，跟著歌頌這個黨，為這個黨搖旗呐喊。這種教育的目標係為黨鑄造下一代的預備隊，奠定一黨統治的萬世之基。所以，黨化教育就是一黨統治意識向下一代的延伸。”
殷海光還痛斥：“這幾年來，在背後控製台灣教育的原因有兩個：一是黨化教育；二是狹隘的民族精神教育。而這兩個原則又是互相滲透、互相支持、互相作用的。台灣黨化教育的得以實施，顯然並不出於家長及受教育之歡迎悅納，而全係藉政權便利從事布置。厲行黨化教育者挾其無可抗拒的政治優勢和一二頂大帽子，控製學校機構，樹立黨團組織，並且掌握大部分教職人員，網既布成，彼等進而規定課程，灌輸黨化思想，傳播政治神話，控製學生課內外活動。彼等黨化教育，把下一代鑄造成合於他們主觀需要的類型。”而**塑造的也是他們所謂的“共產主義接班人”。真理永遠是相對的，儒學與馬列同樣是這樣。
但由於利用性，使中國人根本不關心它是什麼樣的教育，是好是壞，是奴役還是民主，因為隻要是可利用的，能為“我”帶來生存私利的，能夠通過利用它拿到高學曆文憑的，就是“真理”，從根本上拒絕了對知識的判斷意識，與改革圖新的意識，這就是中國人喜歡安於現狀的最根本的心理原因。也可以看到，中國人善於玩弄技巧（從小學到博士，所有的學習、考試與輔導的技巧化演練）、小聰明，而不善於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創造與發明，也是有這麼巨大的教育背景的。當然，這正是專製主義、黨化教育想要的東西。
思想與言論的自由與多樣、寬鬆的社會環境，是一切創造、發明、發現產生的基礎條件。有了思想的獨立、自由發揮的空間，當然還有一個前提是，真求知的社會形態的建立。西方的中世紀，思想並不自由與獨立，但是真求知者敢於熱愛、發現、扞衛真理，才喚起了民眾的覺醒，如果他們也像中國人一樣利用知識，那麼人類的今天是很難想象的。他們突破了專製的黑暗統治，得益於其運用性知識狀態，產生了民主、自由、平等，等的促使人性覺醒的理論武器。新思想的產生，作為意識的最佳狀態的體現，使創造成為可能。而利用性知識狀態卻排斥了這一點，使人們安於私利現狀，沒有意識與依據去反抗任何專製統治。
而在“政、教”一體化指導下的行政化教育，一定會無視教育與創造的規律，多半執行的是專製之下的奴化教育，而它的民眾也會在利用性之中，樂此不疲！曆史就是這樣反複，與不知汲取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