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文化熱”、“國學熱”與“經典熱”——感性的原始熱度
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熱”，90年代的“國學熱”，21世紀初的“經典熱”，都沒有改變國人的私利性求知形態。需要的時候就拿過來翻唱、品評一番，但並不是真熱愛它們，頂多算是閑暇之餘的“自娛自樂”。
80年代的那場文化熱，是知識遭踐踏後的求知yu望的重新回歸，很有民眾覺醒的勢頭，但很快被鎮壓了。“*”並沒有真正驚醒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有反省，但沒有深刻的醒悟，至少沒有醒悟到追求知識真理的實現為中心目標的程度。仍如以前的文化論戰一樣，要什麼，不要什麼，無法擺脫“二律背反”的困境。
重新檢視80年代中國思想文化和學術建設的發展，人道主義思潮的湧起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始點，這一80年代初思想解放運動的核心思想極大地推動著思想、學術與社會互動的前行。最早是在70年代後期的“朦朧詩”中，人性、人的情感、人的權利與自由、人的價值等等問題以熾熱的詩歌語言被宣泄出來，這是80年代的反思曆程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始點。
隨後，“重寫”、“重讀”在文學領域成為耀眼的熱點。“重寫”、“重讀”的結果是文學史上人物、流派和作品的重新發現、重新閱讀、重新評價，其核心無非就是在文學與政治的關係上的“撥亂反正”，重新凸顯以人性為核心的文學標準。
80年代的思想文化思潮與五四傳統之間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在“*”結束之後，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為發端，思想解放的潮流開始奔湧。1979年的五四運動60周年紀念活動中，思想界、知識界發表了大量關於五四運動的介紹、回憶和重新評價的文章，迅速形成了一個全麵地對五四傳統進行重新評價和積極繼承的思想熱潮。李澤厚等學者的研究側重於對啟蒙與救亡的雙重取向進行重新審視，價值理性與曆史反思相結合的思想基礎對一代人的學術與思想成長具有深刻的影響。
回顧80年代，我無法掩飾的是情感上的縈懷，因為那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心路曆程；我也無需掩飾思想上的某些認同，因為80年代的問題並沒有解決。因此可以說，回顧80年代是一項極有批判性和建設性意義的工作。這一代人的光榮與夢想，應該可以提醒今天的知識分子和文化人重返學術與思想、與社會相結合之路。（來源：新京報。責編：李菁）
“80年代的問題並沒有解決”，再次“啟蒙”的始點又成了終點，如果說“五四”針對封建傳統的啟蒙，始於救亡圖存也終於救亡圖存（生存私利），那麼80年代的“反思”是針對“*傳統”的反思，此次雖有自發的性質，但廣大民眾還是被自己與極權者把覺醒的火種給“窒息”了，一方麵是傳統式的集權；另一方麵是隻顧個人生存私利而無任何知識真理信仰、追求、堅守、實現的廣大民眾、知識分子。其結果自然也與“五四”雷同。中國曆史一貫就是這樣地反複，畢竟，利用性知識狀態沒有賦予中國人突破舊世界創造新世界的能量，因為實際意義上的知識已經死亡。
近20年來的“國學熱”或“文娛熱”。
如果說，20年來的“文化娛樂”一統天下的局麵是國人的悲哀，一點都不過分。20年前有望超越“五四”啟蒙的思想文化浪潮，戛然而止，代之而起的是沒有思想不必思索的文化娛樂時代的到來，這不能不說是統治者的傳統式策略。一方麵是所謂的國學熱；另一方麵是“四星高照”的娛樂化名利風潮，終於，國學也娛樂化了。“思想家淡出，學問家盡顯”，即使是學問家也傾向於娛樂了。這正是“穩定”所需要的，正是“繁榮”的體現，不過單一性更明顯，所有人的追求都傾向於此了，沒有真求知性，更不可能有信仰。浮躁、娛樂，正是傳統求知觀本質的體現。
政治的“大一統性”，使人們沒有言論、探索的自由，上麵指揮到哪裏，人們才敢走到哪裏。但人們又認為這是很“正當”的。
文化或國學熱往往是社會開禁時的回光返照，熱一陣之後歸於沉寂，不能持久，原因是人們隻把這種文化活動當成一種生活之餘的一項補充或娛樂，而不會當成一種更高的求知、生活境界，不能當成與生命同等重要的求知、革新活動，僅僅是一種茶餘飯後的消遣或修養活動而已，這已經決定了這種熱度不會持久，因為隻有在真求知的社會文化環境中，知識創造的持續性推進了社會文化進步的繁榮的持續性，沒有創造與變革的繁榮是虛假的繁榮，也是絕不可能持久的。
專製主義者，往往出於自身統治私利需要，把人們的文化活動，控製在它需要的範圍內，比如“文娛”可以粉飾太平，為他們歌功頌德，糊弄百姓。害怕出現與他們不同的思想意見，不好統治，也就是其所謂“人多嘴雜”，但是這種愚蠢專製主義無異於危害了民族的未來。另一方麵，利用性之下，民眾又甘願被愚。有人說：“真正的文藝複興應該是各個領域都出現一些大家。”此言不虛，但在中國不可能。若要產生真正的人才，首先必須在思想領域產生能突破現實（或故有）思想思維格局的大家，在各個領域才有可能產生各自的“大家”。但隨著官場化惡習的泛濫，基本上不可能。
有人認為：“中國社會與改革開放以前相比，社會財富極大增加，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在國家富裕和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背後，很多人的精神世界和心靈家園卻日益變得荒蕪，他們感到不滿足，感到困惑和迷茫。極端個人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功利主義有所泛濫。人們在問:難道經濟發展必然導致道德滑坡嗎？難道社會發展必然帶來誠信缺失嗎？傳統文化中重人際關係、重社會和諧、重道德修養、重禮義廉恥、重道德自律、重理想人格、重和而不同等思想資源一下子成為全社會最需要了解最需要獲得的東西，因為這些思想觀念正是當今我們這個社會最缺乏的東西。”國人為什麼在一百多年的時間裏，如此三番五次，朝秦暮楚，一會兒說它壞，一會兒又說它好。因為說它壞時，國人正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說它好時也是因為國人意識到一種可怕的精神生存的“危機關頭”，總之都是為了生存私利，但不會有什麼質的變化。但是西方對知識並沒有如此兩麵三刀，而是以一貫之地熱愛、信仰。
還有人認為：“當前這一股國學熱、傳統文化熱，是我們對一百多年來批判和否定民族文化的一種自我反思，是對人類社會麵臨的一係列自然危機、社會危機和道德危機後的積極回應。”這應是他的大眾化的一種解釋，如果不是出現某種生存上的危機時，絕對不會有反思之情，這仍是生存狀態的反思，而非對知識真理的知識狀態上的反思。如果僅是生存精神上的利益而進行所謂的反思是虛偽的，不是真正的反思，真正的反思是，不在任何附加條件下自覺地對知識真理（傳統的與現在的）的反思及理性回歸，絕不應是在當下急需（實際上任何時代都需要）時，才會想起傳統精華來。這樣的結果隻有兩種，一種是倒退，一種是自閉。
一方麵，人們並不會真正地堅守，尤其是官僚階層，在沒有任何有效監督的情況下，又成了他們做戲、愚弄民眾的教化工具。近來，越來越多的學者文人，由於中國兩千年封建史以來，知識分子沒有擔當起批判社會與推動社會進步的責任，他們“率先”安於生存私利，成為專製奴才，為了迎合政治，“一直提倡以德治國、依法治國、以人為本、和諧社會、和諧世界、與時俱進、執政為民、道德修養以及義利觀、榮辱觀、禮義廉恥……”說得比唱的都好聽，卻還是封建的愚民性質。
文藝評論家解璽璋就認為：“……於丹所提供的反求諸身的心靈自省方式，她所反複強調的你自己的心態，卻帶有一種廉價的道德說教的性質，是過度迎合政治需要，為當前政治服務的道德機會主義，並不能真正解決社會大眾的現實問題。他所能做的，頂多是撫慰一下他們極度焦慮的心靈。”中國的知識分子本來就很少有批判社會的與道德的責任的，自以為帝王師，為專製張目是很正常的。
中國人往往想用一種思想統一所有人的思想，或用自己所認同的思想強加給別人，這無異於“吃人”！別人有自己的思想主張與發言權，這是基本的人權，隻有在這個基礎上，才有可能產生新的具有創造性的思想理念，而如果仍用傳統的專製意識強製劃一，對於民族來說是一種莫大的危害！再者，別人對你認同與否，必須經過他自己的獨立判斷，用理論說服，而不是獨斷、強製，隻有這樣才有好的效果與結果。人們有自己對事物的獨立思考、判斷能力，才不至於瘋狂到或愚昧到無知的程度，如毛時代紅衛兵、民眾、知識分子的瘋癲，喪失了自身的獨立思考、判斷是非的能力，回歸到了野蠻動物的情態，這種盲從、盲動正是這種能力喪失的後果。這種強製、愚弄、騙取的“統一”必然成為危害民族的迷信與愚昧禍亂的開端。當然，利用性也使他們根本不會有意識去獨立思考事物的是非曲直。隻有在經過獨立思考、判斷後的認同才是真正有積極意義的一種團結，而非一般意義上的統一思想，隻有在這種群眾已經對某知識真理達成一定認同的“群眾運動”，才能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直接動力，可惜中國人對知識真理本身都不“感冒”，從不信仰，也就無所謂認同什麼了，沒有這種在知識真理層麵的認同，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認同，也就不可能團結起來。不能進步到知識狀態，正是中國人隻講生存私利而不能“真正”團結起來的根本原因。中國人常講的“統一思想”就是用一人（皇帝或領袖、家長）的意誌強加給群眾、子孫，強製要求高度一致，他們扼殺了任何可能的創新。而人們也習慣於這種“保護”，“認同”這種保護了，這也正是中國創造枯竭、社會衰敗的根源所在。隻是人們不能覺醒而已。而在這種情況下，而學者文人們卻仍要熱衷於扮演“統一思想”幫凶的角色，也就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