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委常委會是一個地方的最高權力機構，一切的決策權、決定權都集中在常委會，這是我黨實行集體領導的最基本的一種製度，為了保證這種製度的有效執行，還製定了一係列決策的程序，比如用人、比如重大工程的建設、經費安排、重大活動的舉辦等等，都必須嚴格遵從這些程序。
但在現實的執行中往往出現了變異，作為常委，在舉手表決時，我得到手的是一疊花名冊，上麵有提拔對象的基本情況，至於這人政治水平、工作能力、工作實績都沒有評價，而且都是一對一，沒有差額，隻需在後麵的空欄裏劃×或者√就可以了。班子全體成員參加的會議決定普通問題、少數人參加的會議決定重大問題、個別人參加的會議決定核心問題、一對一的口頭交待決定特別重要的問題。
拿在我們手裏的這些人都是張國良、曹大勇、趙良德提前平衡好了，然後叫組織部組織按程序走過程，讓“程序空轉”。
三人平衡的過程就是一個討價還價的過程，本來很多事情可以由書記直接決定，現在則成了自由市場的議價買賣，張國良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自然要遷就趙良德，曹大勇同樣也是如此。
這是陵水縣的政治特色——三人決策組，其他班子成員都是傀儡，隻需劃√的木偶。
主要領導的明爭暗鬥，對我最大的好處就是輕鬆，隻需管好自己份內的事就行了。四個分管的部門除了計生局有些硬性任務外，廣播電視局、文化局、體育局都是些意識形態的工作，彈性比較大，可緊也可鬆。
廣播電視局是個很實惠的部門，一年僅有線電視的收費就有幾百萬，加上縣財政的撥款，局長黃一標等於就是躺在錢窩裏過日子，美女多、錢多，風光得很，體育局是個窮單位，除了財政撥款，其他來源就是每年的體育彩票銷售，市體育局有些返還的組織費以及群眾體育建設設施經費，少得可憐，一年就幾萬而已，幹部工作激情不高，朱全明也是得過且過，過一天和尚撞一天鍾，他本來想在這次換屆時謀一個鄉鎮黨委書記的位置，但由於單位窮，沒有本錢，活動許久依然原位不動。
我一到陵水縣，邱成龍就告訴我，陵水縣用幹部有一個順口溜：又跑又送提拔重用，隻跑不送原地不動，不跑不送，下降使用。
朱全明就是屬於第二種，他私下也找我彙報過自己的想法，我明白陵水縣的用人機製，雖然心理同情他，卻也無可奈何，隻好答應他有機會在適當的時候向張書記推薦，他今年四十有二了，當體育局局長八年，再搞一屆也差不多要說離崗的事了。
文化局由於也有一定的收費權，日子也還將就過，下屬兩家事業單位，群眾文化藝術館和圖書館就難過了，人多，財政還實行差額撥款，有時候連工資也發不出來，圖書館的五名職工曾經還籌劃過集體上訪，對於這兩家單位，我花了很大時間研究解決問題。這些人轉公務員是不現實的，陵水縣全靠國家財政轉移支付過日子，本級財政一般預算收入一年不過五千萬，這點錢保事業單位的人頭工資都不夠。但又不能把他們人道毀滅了，工作一天就得拿一天的報酬，曹大勇、張國良也很頭疼，幹部經常寫信、發電子郵件給市長市委書記，上麵一個電話下來，二人就得研究出一個辦法給市委市府辦公廳回複。
我分管的這兩家單位是告狀比較積極的老上訪戶，他們還搞出經驗了，具有反偵察能力，一般是幾人聯合上告，你就是知道了也沒辦法處理，這些人有共同利益，團結如一體。
張國良、曹大勇很頭疼，我更頭疼！因為這二人口徑出奇的一致，在上訪信件上分別簽下自己的意見：請陸川同誌解決！
年底宣傳部發年終獎的事不知道是誰透露了出去，下麵的人很眼紅，正醞釀著要告我，這是孫婷婷冒著當叛徒的危險悄悄在電話裏透露給我的，我感覺問題很嚴重，實行公務員陽光工資後，上麵三令五申嚴禁利用節假日發物品、發獎金，雖然各部門都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包括紀委自己也在私下裏發，但這問題不能擺在桌上說，更怕有人借此告狀。
我一時心善，考慮到大家辛苦一年得有點表示，不然那小李小王連回家的路費也成問題，把屬於自己的工作經費也拿出來給大家解決福利問題，不想現在把自己搞得十分被動。
我現在也懶得追究是誰透露出去的了，十九個人十九條心，追問出來又能怎麼樣？還能把他（她）開除了？公務員身份是很牛皮的，貴如縣委常委的我，也不能說把誰踢出去就踢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