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製農產品炒作的手段主要有兩大類：一是行政幹預，二是市場調節，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總體上看，市場調節離不開行政幹預作補充，行政幹預應該盡快走向市場調節。當然，在從行政幹預走向市場調節的過程中存在著反複是很正常的。尤其是在市場機製和市場手段還不完善的背景下，有時候行政幹預是不得已卻見效較快的辦法。
需要提請注意的是，動用多種手段對進出農產品市場的大額資金進行重點跟蹤監管，對惡意收購者進行必要打擊，這些措施雖然必不可少，但政府的重點不能完全放在這上麵，更不能以為有了這幾樣措施就可以高枕無憂了。
因為遊資的天性就是逐利，它的興趣愛好如果不在農產品炒作上，也會體現在其他傳統商品或服務的炒作上。隻有當它感到有序進入新興產業領域有利可圖（例如政府有稅收、融資渠道等加以正確引導，使得它們感到在這方麵投入比較符合盈利預期），才會減少對傳統商品和服務價格的炒作衝擊。這也是“堵不如疏”的簡單道理。
1 市場調節離不開行政幹預
有人對政府出麵幹預農產品價格上漲抱不以為然的態度，以為我國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多年，再也不能回到迷信用行政手段幹預經濟的老路上去。初看起來這似乎有點道理，但實際上用行政手段幹預經濟並不是和市場經濟相對立的；與市場經濟對立的是計劃經濟，而不是一時一地對經濟的暫時幹預。即使在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也是如此。
根據本書前麵所述，打擊農產品炒作首先要界定有沒有遊資在進行炒作。其實，這個問題本來就不該是問題。因為從最簡單的道理看，如果大蒜價格的暴漲主要不是遊資炒作造成的、而是產量減少造成的，那麼即使大蒜種植麵積減少一半，也隻能使得其價格上漲一兩倍，再誇張一點，也就是三四倍，而現在一年間價格上漲幾十上百倍，說沒有遊資炒作怎麼也說不過去。
不僅僅是現在這一輪價格暴漲，遊資參與炒作大蒜其實已經成為一種慣例，絲毫沒有什麼可以司空見慣的。
山東省蒼山縣金發蒜業經理宋家財就說，其實每年都會有遊資進入大蒜市場，從中炒作漁利。今（2009）年大蒜生意這麼好做，遊資操控者自然不會放過這個賺錢機會 1。
至於判斷遊資進行炒作的標準，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價格監督檢查司司長許昆林給出的解釋是：在市場旺銷的情況下大量囤積，造成市場供應緊張，價格上漲以後再出售，或者壟斷貨源，造成市場緊張且從中牟取暴利的行為，都可以認定為遊資炒作。雖然這個定義中還有許多概念如“大量”、“暴利”等有待細化，但相對來說已經比較明確。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價格司副司長周望軍2010年5月24日透露說，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很快就會會同國家商務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等部門，組織開展市場監管、嚴厲打擊炒作農產品行為的專項行動，不給投機和炒作行為留下可乘之機。他說：
現在市場上的流動性相對充裕，在樓市降溫、股市低迷的情況下，社會上的“遊資”容易把目光投向農產品。由於目前國內農產品供求處於緊平衡狀態，所以那些能夠較長時間保存的農產品很可能成為“遊資”炒作的對象 2。
與此同時，作為國務院價格主管部門，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也在報請國務院批準的基礎上，逐步完善涉及糧食、豬肉、菜籃子等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各種市場調節商品的價格異常波動監管預案，防止以後這類炒作的再度發生。
用行政手段幹預市場的最大好處是見效快，因為誰都不願意頂風作案，以免受到最嚴厲的懲處。2010年5月末，就在遊資炒家紛紛看好大蒜價格行情，滿以為2010年還能繼續沿襲上年的價格飆升趨勢時，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等三部委於5月27日發出嚴厲打擊農產品炒作的措施後，大蒜之鄉山東省金鄉縣有5000名左右的大蒜經紀人，懾於打擊“囤積居奇”的威力，不知道自己過去的大蒜儲存是不是也屬於政府打擊範圍，所以不得不停下手中的活，左右為難起來 3。
2 行政幹預不如市場調節
用行政手段幹預經濟確實有效，但效果有限，並且主要是短效而不是長效。如果要想取得較好的調節效果，就必須依靠市場來自發進行調節。因為歸根到底，經濟的問題要靠經濟手段來解決。
具體地說，正因為農產品炒作的根本原因在於遊資太多、資本流動性過剩，那麼解決農產品炒作的主要手段也應當放在為這部分遊資尋找新的出路上。
在北京大學中國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長彭真懷看來，計劃經濟性質的打壓價格是中國農產品的一個悲哀，這不是一個合理、有序的價格體係。“政策要做的是在價格低位時保障農民的基本利益，其餘的就交給市場來做，隻有在自我的市場調整之中，農產品價格才可能慢慢趨於合理。”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