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偶然的機會，陳修良從中共諸暨縣委的舊名冊上，看到了“組織部長汪維恒”的名字，不由地想起了最近因禍得福，而調任國民黨軍政部聯勤總部技術委員會的副署長，也叫汪維恒，這兩個名字是不是同一個人？
她將這件事告訴沙文威，要沙核實清楚。
不幾天，沙文威回告說；這兩個名字同是一個人，他就是1929年“諸暨暴動”失敗後，奉命自找出路的縣委組織部長汪維恒。
汪後來混進了國民黨軍隊，而且當上了胡宗南部三十四集團軍的軍需處長，最近又陰差陽錯升遷為副署長。他與我黨失去聯係已經12年了。
更為湊巧的是，當年曾是寧波市學聯主席的沙文威，與汪維恒有一麵之交。
陳修良聽後大為振奮，指示沙文威親自與汪會麵，爭取重新接上關係。
沙文威得知汪維恒經常到下關的一家餐館就餐，便決定和他在那兒“巧遇”。
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兩人“巧遇”後密談了一個多小時，當沙文威婉轉地問起“汪先生還願不願為‘家裏’做些事”時，汪動情地回道；“願意，怎麼不願意？”
汪維恒的抽屜裏、櫃子裏，到處有我黨我軍急需的各種絕密情報。
他向我黨提供的第一份情報材料，是國民黨軍各師以上的部隊番號、長官姓名、實際兵員、武器配備的綜合表冊。
當這份厚厚的絕密材料由中共上海局派人轉送到延安，放在毛澤東、朱德的案頭上時，兩人看後同聲叫好，隨即指示李克農發電報嘉獎地下南京市委。
其後，汪維恒將國民黨軍隊的調動情況及其兵員數目、司令部駐地、軍需集中地等大量情報，陸續抄好後交給沙文威，由沙轉往中共上海局地下電台，發報給延安中央軍委和社會部。
汪維恒提供的情報屬於國民黨的最高軍事機密，十分準確，與後來戰場上的情況完全相同。
在國防部與參謀部的一次聯席會議上，顧祝同大惑不解地問陳誠：“怎麼搞的？延安掌握我軍的番號人數，為何比我們還要翔實？”
作為地下市委的書記，陳修良特別重視策反委員會的工作，過問每項事情的進展。從1948年8月下旬開始，“策委”就把目光盯在那些有可能起義的國民黨軍政人員身上。陳修良頻頻與沙文威接頭，拿著花名冊篩選策反對象。
經過兩人反複遴選，他們選定的第一個策反目標是國民黨南京空軍轟炸大隊飛行員俞渤，並決定由年輕的地下黨員林誠負責直接接觸。
他的公開身份是空軍第四醫院的航空醫官，其職責是為南京大校機場提供醫療服務。
中尉醫官為人爽朗熱忱，機場的飛行員們愛和他在一起。
林誠帶著觀察對方內心世界的眼光與這些“空中驕子”相處，在頻繁而又真誠的接觸中打通了上尉飛行員俞渤的思想。
俞渤對蔣介石不顧國計民生大打內戰的政策感到厭惡，亦對國民黨汙濁腐敗的政治風氣灰心喪氣。
尤其人民解放軍攻占錦州之後他認定國民黨敗局已定，不可逆轉，痛心於以B24這樣先進的空中打擊武器殘殺中國人。
他在與林誠的多次交談中表示願意飛到“那邊”去。林誠根據他的心態，進行了循序漸進的爭取，讓他下定了起義的決心，還把機組的4個夥伴爭取過來了。
不過，他向林誠提出要求，希望在駕機起義前加入中國共產黨。林誠不禁犯難了，把問題帶到沙文威那裏。沙又報告到市委。
陳修良稍經思考，說道；“人家同意起義，就是已經用實際行動證明經受了考驗，有什麼不能入黨的？”市委書記的一番話，讓俞渤等人吃下了定心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