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 年，溫健公和宋維靜受黨的派遣赴山西開展對閻錫山的 統戰和情報工作，深入敵營，處境十分危險。
不久，對閻工作小 組的徐冰和張友漁兩同誌先後調走，全部的工作由他們夫妻兩人負責，健公就是她的直接領導，在這段歲月裏，上層活動的開展、情報的收集和傳遞，都靠他們兩人。
同樣的機智果斷，同樣的配 合默契，在敵營這個舞台上夫妻倆演得有聲有色。
他們的工作受到延安中央情報部的肯定，李克農同誌曾經讚許地說：“你和老溫這個夫妻店開得不錯嘛。”
正如宋維靜處處以溫健公為榮，在丈夫心裏，她也是一個 值得敬佩的能幹女子。
1936 年底，宋維靜帶領“女師慰勞看護隊” 赴綏慰問時，溫健公正在天津向他的黨內直接領導人、中共中央華北局聯絡部負責人王世英彙報工作，當他看到《太原日報》刊載的“女師慰勞看護隊”在前線工作的事跡時，很是自豪， 指著報紙上宋維靜的照片，無不得意地對王世英說：“你看， 這就是我的妻子！也是黨員，在太原各界救國會工作，還是犧盟會的執委。”
實際上，自 1936 年至 1938 年，說起來是兩年多的時間， 但溫健公和宋維靜夫婦基本上都是各自奔忙，少有見麵的機會。
1938 年 8 月，在葉劍英的安排下，溫健公和宋維靜夫婦重返山西， 繼續做閻錫山的統戰工作。
10 月，為充實戰區政治工作力量，經閻錫山批準，溫健公調任太原綏署政治部宣訓課長，宋維靜也在政治部民運課工作。
由於夫妻二人領導下屬部門的一些共產黨員在其中活動，政治部的工作一度搞得相當活躍，成為抗日救亡宣傳的重要陣地。
中央特科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建立起來的，是由周恩來直接 領導的從事情報和保衛工作的專門組織，對開展統戰聯絡工作和 爭取民族抗戰的勝利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溫健公憑借教授學者的身份，既可接觸社會上層的人士，又能廣泛地聯係和團結青年群眾，出色地完成了中央特科交給的許 多重要任務。後來宋維靜也轉入中央特科，在溫健公領導下工作。
1935 年春，溫健公奉命到太原，與此前在太原開展反蔣抗日 統戰工作的張友漁、邢西萍（徐冰）一起，組成三人“對閻工作 小組”，爭取閻錫山的隊伍能夠聯共抗日。
閻錫山時任太原綏靖公署主任，人稱山西土皇帝。
在日本侵 略軍步步進逼山西的嚴峻形勢下，這個土皇帝並不好當，當時山 西省內外群眾抗日救亡運動日益高漲，國民黨、共產黨和日本人 都想將他爭取過來，為己所用。
老奸巨猾的閻錫山覺得哪一方都 惹不起，都要應付一下，因此采取了“抗日和日、聯共反共、擁 蔣防蔣、用民製民”的方針，稱自己是“在三顆雞蛋上跳舞”， 維持著自己在山西的勢力。
另一方麵，他想通過一些左翼的教授， 了解共產黨的政策、主張，以致接觸一些共產黨人，這就為中共 促閻抗日開了一扇窗口。溫健公等三人小組，就利用這扇窗口， 作為閻錫山聘請的“客卿”來到了閻錫山身邊的。
溫健公負責向 閻介紹馬克思主義哲學，張友漁談論國際形勢，邢西萍介紹各國 革命的方法。
不久，宋維靜也來到太原，與溫健公等三人共同開 展了對閻錫山及其高級幕僚的統戰工作。
他們當然知道，閻錫山把他們請到山西來並非真心實意想聯 共抗日，他主要的目的是做給蔣介石和日本人看的，如果逼他太 甚，他有靠向共產黨和蘇聯的路子可走，而最根本的一點，就是 為了求得自身的“存在和發展”。
因此，他與共產黨人、左翼進 步人士的合作，是隨時會翻臉的。
在這種情況下，宋維靜、溫健公等人的工作不僅艱苦，而且十分危險，一旦閻錫山倒向蔣介石 或者日本人，就會向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舉起屠刀。
這項工作對 於他們還是一個特殊的考驗。他們過去長期在白區從事地下鬥爭， 都經受過國民黨監獄的折磨，與國民黨反動派有著血海深仇，而 現在卻要接近他們，爭取他們一道抗日。
為了民族利益，為了抗 戰大業，他們忍辱負重，以共產黨人寬闊的胸懷去迎接這新的考 驗，積極地去接近閻錫山及山西的國民黨官員，開展黨的統戰工 作，打開山西的工作局麵。
閻錫山在山西的主要政治資本，是由他的一批心腹人員在社 會上組織起來的各種名目的政治團體，他利用這些團體，控製著 老百姓，為他搖旗呐喊，巧妙地實行“用民製民”的方針，控製 著轄區內日益高漲的群眾抗日運動，支撐他在山西的統治。
要征 服對手，就必須強於對手。
宋維靜和對閻工作小組的同誌們摸準 了閻錫山的圖謀，決心與之進行一場政治較量，引導廣大群眾衝 破閻錫山的控製，推動山西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
在閻錫山所控製的多個政治團體中，以李冠洋為總團長的“中 國青年救國團”最為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