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完丈夫的後事，宋維靜奔赴桂林，繼續從事統戰與情報工作。
1958年，中央組織部將溫健公同誌的遺骸由吉縣遷葬到八寶山革命公墓時，劉少奇專門指示江西景德鎮瓷器廠根據溫健公同誌遺像而製作瓷塑像。
遷葬時，宋維靜取出健公顱骨內的彈片，留作永久的紀念，在夜深無人時會悄悄拿出。
天長日久，飽含思念與追憶之情的彈片被摩挲鋥亮，猶如塗上了一層淡淡的金屬光澤。
這時候，太原綏靖公署政治部署下的民族革命通訊社，擬在桂林設立分社，在政治部地下黨員杜任之等人的極力推薦下，閻錫山同意派宋維靜前往桂林，籌辦民族革命通訊社桂林分社。
宋維靜從此離開了在秘密戰線上工作了五年的山西，踏上了南下的路程。
但宋維靜並沒有直接去廣西，而是繞道重慶，去向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作了彙報。
周恩來讚同宋維靜到桂林，並指示她到了桂林即與李克農聯係，在他的領導下協助桂林八路軍辦事處的工作。
談完話時，周恩來打量著她的著裝說：“小宋呀，你這身衣服和鞋也該換換了嘛，這樣上路會引起人家懷疑的。”說著將自己的50元津貼費塞到宋維靜手中。
宋維靜一踏進桂林，便去和李克農取得了聯係，接著便著手籌辦民主革命通訊社桂林分社的工作。這時南方局又通知將她調往廣東省委婦女部任部長，即日啟程。
此時的廣州已成淪陷區，宋維靜回到了闊別已久的家鄉，卻不能和親人去團聚，她隻好直奔廣東省委所在地韶關，寄宿於女青年會，積極聯絡婦女各界，展開了推動廣東婦女界的抗日運動工作。
9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再次命令宋維靜重返桂林，繼續籌辦民族革命通訊社桂林分社，她並被任命為社長。
宋維靜很快聯係了一批進步文化人士，成立了“通訊社”，通過社長的公開身份，在李克農的領導下，參與八路軍辦事處的工作。
1939年12月，素來主張“抗日要準備聯日，擁蔣要準備反蔣，聯共要準備發共”的閻錫山與日本侵略軍相互勾結，發動了“晉西事變”，走上了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道路。
太原的大批地下黨員都被迫先後撤離了山西。
“晉西事變”的消息很快傳到了桂林八路軍辦事處，宋維靜心急如焚，她請示李克農後，立刻動身到重慶向周恩來彙報，要求回山西開展工作。
中共南方局經過慎重的考慮，認為宋維靜還沒有公開共產黨員的身份，並且她的工作能力值得肯定，於是周恩來同意了她的請求，同意宋維靜回到閻錫山身邊，繼續為黨開展統戰和情報工作。
宋維靜受命之後，日夜兼程趕回山西。在山西反共的烏雲之時，宋維靜突然出現在閻錫山麵前，使閻錫山大感意外。
雖然他不能確定宋維靜是共產黨員，但她積極團結群眾，堅持抗日的態度令他生疑；她聯係密切的薄一波、牛蔭冠等共產黨人正是他發動“晉西事變”要逐出山西的人物，而宋維靜居然在這個時候從桂林趕回來，他不得不防。閻錫山緊盯著宋維靜問道：“你怎麼回來了？”
宋維靜鎮定自若地說：“我怎麼不能回來？山西是我的家。更何況是你把我派到桂林去的，現在山西出了那麼大的事情，我能不回來看看嗎？”
閻錫山深知宋維靜在山西，特別是在婦女界裏是有影響的人物，並且她的丈夫溫健公為山西的抗戰事業獻出了生命，成了山西聲望很高的抗日烈士，不好貿然向她下逐客令。
他眼珠一轉，貌似爽快地表示歡迎宋維靜留下，並任命她為二戰區戰地黨政委員會上校委員。
但這個既有銜、又有錢的職務，卻沒有任何軍事指揮權。
“晉西事變”後，閻錫山積極投靠日本人，排斥、打擊共產黨以及抗日進步力量的傾向已經十分明顯。
在這種情況下，宋維靜無法再公開地發動和組織群眾的抗日救亡運動，她隻好索性利用上校專員的這個公開身份，在看似無所事事之中掌握了山西上層政要的大量政治動態和日軍的軍事情況，並及時報告了黨組織，為黨的情報工作做出了不菲的貢獻。
1941年1月，正在山西從事統戰和情報工作的宋維靜，奉黨組織之命奔赴革命聖地——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