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王珪。這是一個跋扈和虛偽的老人。他憑著資格和地位自認為文章天下第一，實際上他寫詩作文繞來繞去都離不開“金玉錦繡”這些字眼，大家暗暗掩口而笑，他還自我感覺良好。現在，一個後起之秀蘇東坡名震文壇，他當然要想盡一切辦法來對付。有一次他對皇帝說：“蘇東坡對皇上確實有二心。”皇帝問：“何以見得？”他舉出蘇東坡一首寫檜樹的詩中有“蟄龍”二字為證，皇帝不解，說：“詩人寫檜樹，和我有什麼關係？”他說：“寫到了龍還不是寫皇帝嗎？”皇帝倒是頭腦清醒，反駁道：“未必，人家叫諸葛亮還叫臥龍呢！”這個王珪用心如此低下，文章能好到哪兒去呢？更不必說與蘇東坡來較量了。幾縷白發有時能夠冒充師長、掩飾邪惡，卻欺騙不了曆史。曆史最終也沒有因為年齡把他的名字排列在蘇東坡的前麵。
又如李宜之。這又是另一種特例，做著一個芝麻綠豆小官，在安徽靈璧縣聽說蘇東坡以前為當地一個園林寫的一篇園記中有勸人不必熱衷於做官的詞句，竟也寫信給皇帝檢舉揭發，並分析說這種思想會使人們缺少進取心，也會影響取士。看來這位李宜之除了心術不正之外，智力也大成問題，你看他連誣陷的口子都找得不倫不類。但是，在沒有理性法庭的情況下，再愚蠢的指控也能成立，因此對散落全國各地的李宜之們構成了一個鼓勵。為什麼檔次這樣低下的人也會擠進來圍攻蘇東坡？當代蘇東坡研究者李一冰先生說得很好：“他也來插上一手，無他，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官，若能參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這種目的確實也部分地達到了，例如我今天寫這篇文章竟然還會寫到李宜之這個名字，便完全是因為他參與了對蘇東坡的圍攻，否則他沒有任何理由被哪怕是同一時代的人寫在印刷品裏。我的一些青年朋友根據他們對當今世俗心理的多方位體察，覺得李宜之這樣的人未必是為了留名於曆史，而是出於一種可稱作“砸窗子”的惡作劇心理。晚上，一群孩子站在一座大樓前指指點點，看誰家的窗子亮就揀一塊石子扔過去，談不上什麼目的，隻圖在幾個小朋友中間出點風頭而已。我覺得我的青年朋友們把李宜之看得過於現代派、也過於城市化了。李宜之的行為主要出於一種政治投機，聽說蘇東坡有點麻煩，就把麻煩鬧得大一點，反正對內不會負道義責任，對外不會負法律責任，樂得投井下石，撐順風船。這樣的人倒是沒有膽量像李定、舒亶和王珪那樣首先向一位文化名人發難，說不定前兩天還在到處吹噓在什麼地方有幸見過蘇東坡、硬把蘇東坡說成是自己的朋友甚至老師呢。
又如——我真不想寫出這個名字，但再一想又沒有諱避的理由，還是寫出來吧：沈括。這位在中國古代科技史上占有不小地位的著名科學家也因忌妒而陷害過蘇東坡，用的手法仍然是檢舉揭發蘇東坡的詩中有譏諷政府的傾向。如果他與蘇東坡是政敵，那倒也罷了，問題是他們曾是好朋友，他所檢舉揭發的詩句，正是蘇東坡與他分別時手錄近作送給他留作紀念的。這實在太不是味道了。曆史學家們分析，這大概與皇帝在沈括麵前說過蘇東坡的好話有關，沈括心中產生了一種默默的對比，不想讓蘇東坡的文化地位高於自己。另一種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與蘇東坡政見不同，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邊。但王安石畢竟也是一個講究人品的文化大師，重視過沈括，但最終卻得出這是一個不可親近的小人的結論。當然，在人格人品上的不可親近，並不影響我們對沈括科學成就的肯定。
圍攻者還有一些，我想舉出這幾個也就差不多了，蘇東坡突然陷入困境的原因已經可以大致看清，我們也領略了一組有可能超越時空的“文化群小”的典型。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要單獨搞倒蘇東坡都是很難的，但是在社會上沒有一種強大的反誹謗、反誣陷機製的情況下，一個人探頭探腦的冒險會很容易地招來一堆湊熱鬧的人，於是七嘴八舌地組合成一種偽輿論，結果連神宗皇帝也對蘇東坡疑惑起來，下旨說查查清楚，而去查的正是李定這些人。
蘇東坡開始很不在意。有人偷偷告訴他，他的詩被檢舉揭發了，他先是一怔，後來還瀟灑、幽默地說：“今後我的詩不愁皇帝看不到了。”但事態的發展卻越來越不瀟灑，一〇七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朝廷派人到湖州的州衙來逮捕蘇東坡，蘇東坡事先得知風聲，立即不知所措。文人終究是文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罪，從氣勢洶洶的樣子看，估計會處死，他害怕了，躲在後屋裏不敢出來，朋友說躲著不是辦法，人家已在前麵等著了，要躲也躲不過。正要出來他又猶豫了，出來該穿什麼服裝呢？已經犯了罪，還能穿官服嗎？朋友說，什麼罪還不知道，還是穿官服吧。蘇東坡終於穿著官服出來了，朝廷派來的差官裝模作樣地半天不說話，故意要演一個壓得人氣都透不過來的場麵出來。蘇東坡越來越慌張，說：“我大概把朝廷惹惱了，看來總得死，請允許我回家與家人告別。”差官說“還不至於這樣”，便叫兩個差人用繩子捆紮了蘇東坡，像驅趕雞犬一樣上路了。家人趕來，號啕大哭，湖州城的市民也在路邊流淚。
長途押解，猶如一路示眾，可惜當時幾乎沒有什麼傳播媒介，沿途百姓不認識這就是蘇東坡。貧瘠而愚昧的國土上，繩子捆紮著一個世界級的偉大詩人，一步步行進。蘇東坡在示眾，整個民族在丟人。
全部遭遇還不知道半點起因，蘇東坡隻怕株連親朋好友，在途經太湖和長江時都想投水自殺，由於看守嚴密而未成。當然也很可能成，那麼，江湖淹沒的將是一大截特別明麗的中華文明。文明的脆弱性就在這裏，一步之差就會全盤改易，而把文明的代表者逼到這一步之差境地的則是一群小人。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隻能歸功於中國的獨特國情。
小人牽著大師，大師牽著曆史。小人順手把繩索重重一抖，於是大師和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國文化史，有很長時間一直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擠眉弄眼的小人。
究竟是什麼罪？審起來看！
怎麼審？打！
一位官員曾關在同一監獄裏，與蘇東坡的牢房隻有一牆之隔，他寫詩道：
遙憐北戶吳興守，
詬辱通宵不忍聞。
通宵侮辱、摧殘到了其他犯人也聽不下去的地步，而侮辱、摧殘的對象竟然就是蘇東坡！
請允許我在這裏把筆停一下。我相信一切文化良知都會在這裏顫栗。中國幾千年間有幾個像蘇東坡那樣可愛、高貴而有魅力的人呢？但可愛、高貴、魅力之類往往既構不成社會號召力也構不成自我衛護力，真正厲害的是邪惡、低賤、粗暴，它們幾乎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所向無敵。現在，蘇東坡被它們抓在手裏搓捏著，越是可愛、高貴、有魅力，搓捏得越起勁。溫和柔雅如林間清風、深穀白雲的大文豪麵對這徹底陌生的語言係統和行為係統，不可能作任何像樣的辯駁，他一定變得非常笨拙，無法調動起碼的言詞，無法完成簡單的邏輯。他在牢房裏的應對，絕對比不過一個普通的盜賊。因此審問者們憤怒了也高興了，原來這麼個大名人竟是草包一個，你平日的滔滔文辭被狗吃掉了？看你這副熊樣還能寫詩作詞？純粹是抄人家的吧！接著就是輪番撲打，詩人用純銀般的嗓子哀號著，哀號到嘶啞。這本是一個隻需要哀號的地方，你寫那麼美麗的詩就已荒唐透頂了，還不該打？打，打得你淡妝濃抹，打得你乘風歸去，打得你密州出獵！
開始，蘇東坡還試圖拿點兒正常邏輯頂幾句嘴，審問者咬定他的詩裏有譏諷朝廷的意思，他說：“我不敢有此心，不知什麼人有此心，造出這種意思來。”一切誣陷者都喜歡把自己打扮成某種“險惡用心”的發現者，蘇東坡指出，他們不是發現者而是製造者。那也就是說，誣陷者所推斷出來的“險惡用心”，可以看作是他們自己的內心，因此應該由他們自己來承擔。我想一切遭受誣陷的人都會或遲或早想到這個簡單的道理，如果這個道理能在中國普及，誣陷的事情一定會大大減少。但是，在牢房裏，蘇東坡的這一思路招來了更凶猛的侮辱和折磨，當誣陷者和辦案人完全合成一體、串成一氣時，隻能這樣。終於，蘇東坡經受不住了，經受不住日複一日、通宵達旦的連續逼供，他想閉閉眼，喘口氣，唯一的辦法就是承認。於是，他以前的詩中有“道旁苦李”，是在說自己不被朝廷重視；詩中有“小人”字樣，是諷刺當朝大人；特別是蘇東坡在杭州做太守時興衝衝去看錢塘潮，回來寫了詠弄潮兒的詩“吳兒生長狎濤淵”，據說竟是在影射皇帝興修水利！這種大膽聯想，連蘇東坡這位浪漫詩人都覺得實在不容易跳躍過去，因此在承認時還不容易“一步到位”，審問者有本事耗時間一點點逼過去。案卷記錄上經常出現的句子是：“逐次隱諱，不說情實，再勘方招。”蘇東坡全招了，同時他也就知道必死無疑了。試想，把皇帝說成“吳兒”，把興修水利說成玩水，而且在看錢塘潮時竟一心想著寫反詩，那還能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