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小人之為物，不能僅僅看成是個人道德品質的畸形。這是一種帶有巨大曆史必然性的社會文化現象，值得文化人類學家、社會心理學家和政治學家們共同注意。這種現象在中國曆史上的充分呈現，體現了中國封建社會的人治專製和社會下層的低劣群體的微妙結合。結合雙方雖然地位懸殊，卻互為需要，相輔相成，終於化合成一種獨特的心理方式和生態方式。
封建人治專製隱秘多變，需要有一大批特殊的人物，他們既能詭巧地遮掩隱秘又能適當地把隱秘裝飾一下昭示天下，既能靈活地適應變動又能莊嚴地在變動中翻臉不認人，既能從心底裏蔑視一切崇高又能把封建統治者的心緒和物欲洗刷成光潔的規範。這一大批特殊的人物，需要有敏銳的感知能力，快速的判斷能力，周密的聯想能力和有效的操作能力，但卻萬萬不能有穩定的社會理想和個人品格。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上的小人實在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對一種體製性需要的填補和滿足。
《史記》中的《酷吏列傳》記述到漢武帝的近臣杜周，此人表麵對人和氣，實際上壞得無可言說。他管法律，隻要探知皇帝不喜歡誰，就千方百計設法陷害，手段毒辣；相反，罪大惡極的犯人隻要皇帝不討厭，他也能判個無罪。他的一個門客覺得這樣做太過分了，他反詰道：“法律誰定的？無非是前代皇帝的話罷了，那麼，後代皇帝的話也是法律，哪裏還有什麼別的法律？”由此可見，杜周固然是糟踐社會秩序的宮廷小人，但他的邏輯放在專製體製下看並不荒唐。
杜周不聽前代皇帝隻聽後代皇帝，那麼後代皇帝一旦更換，他又聽誰呢？當然又得去尋找新的主子仰承鼻息。照理，如果有一個以理性為基礎的相對穩定的行政構架，各級行政官員適應多名不斷更替的當權者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但在習慣於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政治惡鬥的中國，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每一次主子的更換就意味著對以前的徹底毀棄，意味著對自身官場生命的脫胎換骨，而其間的水平高下就看能否把這一切做得幹脆利落、毫無痛苦。閉眼一想，我腦子裏首先浮現的是五代亂世的那個馮道，不知為什麼我會把他記得那麼牢。
馮道原在唐閔帝手下做宰相，公元934年李從珂攻打唐閔帝，馮道立即出麵懇請李從珂稱帝，別人說唐閔帝明明還在，你這個做宰相的怎麼好請叛敵稱帝？馮道說，我隻看勝敗，“事當務實”。果實不出馮道所料，李從珂終於稱帝，成了唐末帝，便請馮道出任司空，專管祭祀時掃地的事，別人怕他惱怒，沒想到他興高采烈地說：隻要有官名，掃地也行。
後來石敬瑭在遼國的操縱下做了“兒皇帝”，要派人到遼國去拜謝“父皇帝”，派什麼人呢？石敬瑭想到了馮道，馮道作為走狗的走狗，把事情辦妥了。
遼國滅晉之後，馮道又誠惶誠恐地去拜謁遼主耶律德光，遼主略知他的曆史，調侃地問：“你算是一種什麼樣的老東西呢？”馮道回答：“我是一個無才無德的癡頑老東西。”遼主喜歡他如此自辱，給了他一個太傅的官職。
身處亂世，馮道竟然先後為十個君主幹事，他的本領自然遠不止是油滑而必須反複叛賣了。被他一次次叛賣的舊主子，可以對他恨之入骨卻已沒有力量懲處他，而一切新主子大多也是他所說的信奉“事當務實”的人，隻取他的實用價值而不去預想他今後對自己的叛賣。因此，馮道還有長期活下去不斷轉向、叛賣的可能。
我舉馮道的例子隻想說明，要充分地適應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生活，一個人的人格支出會非常徹底，徹底到幾乎不像一個人。與馮道、杜周、費無忌等人相比，許多忠臣義士就顯得非常痛苦了。忠臣義士平日也會長時間地卑躬屈膝，但到實在忍不下去的時候會突然慷慨陳詞、拚命死諫，這實際上是一種“不適應反應”，證明他們還保留著自身感知係統和最終的人格結構。後世的王朝也會表揚這些忠臣義士，但這隻是對封建政治生活的一個追認性的微小補充，至於封建政治生活的正常需要，那還是馮道、杜周、費無忌他們。他們是真正的適應者，把自身的人格結構踩個粉碎之後獲得了一種輕鬆，不管幹什麼事都不存在心理障礙了，人性、道德、信譽、承諾、盟誓全被徹底丟棄，朋友之誼、骨肉之情、羞恥之感、惻隱之心都可一一拋開，這便是極不自由的封建專製所哺育出來的“自由人”。
這種“自由人”在中國下層社會的某些群落獲得了呼應。我所說的這些群落不是指窮人，勞苦大眾是被物質約束和自然約束壓得透不過氣來的一群，不能不循規蹈矩，並無自由可言，貧窮不等於高尚卻也不直接通向邪惡；我甚至不是指強盜，強盜固然邪惡卻也有自己的道義規範，否則無以合夥成事，無以長久立足，何況他們時時以生命作為行為的代價，馮道、杜周、費無忌他們根本無法與之相比；我當然也不是指娼妓，娼妓付出的代價雖然不是生命卻也是夠具體夠痛切的，在人生的絕大多數方麵，她們都要比官場小人貞潔。
與馮道、杜周、費無忌這些官場小人呼應得起來並能產生深刻對位的，是社會下層的那樣一些低劣群落：惡奴、乞丐、流氓、文痞。
除了他們，官場小人再也找不到其他更貼心的社會心理基礎了。而惡奴、乞丐、流氓、文痞一旦窺知堂堂朝廷要員也與自己一般行事處世，也便獲得了巨大的鼓舞，成了中國封建社會中最有資格自稱“朝中有人”的皇親國戚。
這種遙相對應，產生了一個遼闊的中間地帶。就像電磁的兩極之間所形成的磁場，一種巨大的小人化、卑劣化的心理效應強勁地在中國大地上出現了。上有朝廷楷模，下有社會根基，那就滋生蔓延吧，有什麼力量能夠阻擋呢？人們後來處處遇到的小人，大多不是朝廷命官，也不是職業性的惡奴、乞丐、流氓、文痞，而是中間地帶非職業意義上的存在，人數多，範圍廣，滲透力強，幾乎無所不在。上層的社會製度可以改變，下層的社會渣滓可以清除，而這種中間地帶的存在將會是一種幅員廣闊的惡性遺傳，難以阻遏。
據我觀察，中間地帶的大量小人，就性質而言也可分為惡奴型、乞丐型、流氓型、文痞型這幾類，試分述之。
惡奴型小人。
本來，為人奴仆也是一種社會構成，並沒有可羞恥或可炫耀之處。但其中有些人，成了奴仆便依仗主子的聲名欺侮別人，主子失勢後卻對主子本人惡眼相報，甚至平日在對主子低眉順眼之時也不斷窺測著掀翻和吞沒主子的各種可能，這便是惡奴了，而惡奴則是很典型的一種小人。謝國楨先生的《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一書中有一篇《明季奴變考》，詳細敘述了明代末年江南一帶仕宦縉紳之家的家奴鬧事的情景，其中還涉及到我們熟悉的張溥、錢謙益、顧炎武、董其昌等文化名人的家奴。這些家奴或是仗勢欺人，或是到官府誣告主人，或是鼓噪生事席卷財物，使政治大局本來已經夠混亂的時代更其混亂。為此，孟森先生曾寫過一篇《讀明季奴變考》的文章，說明這種奴變其實說不上階級鬥爭，因為當時江南固然有不少做了奴仆而不甘心的人，卻也有很多明明不必做奴仆而一定要做奴仆的人，這便是流行一時的找豪門投靠之風。本來生活已經挺好，但想依仗豪門逃避賦稅、橫行鄉裏，便成群結隊地來簽訂契約賣身為奴。“賣身投靠”這個詞，就是這樣來的。孟森先生說，前一撥奴仆剛剛狠狠地鬧過事，後一撥人又樂嗬嗬地前來投靠為奴，這算什麼階級鬥爭呢？
人們尋常接觸的是大量並未簽訂過賣身契約的惡奴型小人。他們的特點，是永久地在尋找投靠和巴結的對象。投靠之初什麼好話都說得出口，一旦投靠成功便充分、徹底地利用投靠對象的社會勢力和公眾效能以求一逞，與此同時又搜尋投靠對象的弱項和隱憂，作為鉗製、要挾、反叛、出賣的資本，隻不過反叛和出賣之後仍然是個奴才。這樣的人，再凶狠毒辣，再長袖善舞，也無法抽離他們背後的靠山，在人格上，他們完全不能在世間自立，他們不管做成多大的事也隻能算是小人。
乞丐型小人。
因一時的災荒行乞求生是值得同情的，但當行乞成為一種習慣性職業，進而滋生出一種群體性的心理文化方式，則必然成為社會公害，沒有絲毫積極意義可言了。乞丐心理的基點，在於以自穢、自弱為手段，點滴而又快速地完成著對他人財物的占有。乞丐型小人的心目中沒有明確的所有權概念，他們認為世間的一切都不是自己的，又都是自己的，隻要舍得犧牲自己的人格形象來獲得人們的憐憫，不是自己的東西也有可能轉換成自己的東西。他們的腳永遠踩踏在轉換所有權的滑輪上，獲得前，語調誠懇得讓人流淚，獲得後，立即翻臉不認人。這種做法當然會受到人們的詰難，麵對詰難他們的辦法是靠耍無賴以自救。他們會指天發誓，硬說剛剛乞討來的東西天生就是他們的，反誣施舍者把它弄壞了，施舍者想既然如此那就不施舍了吧，他們又會大聲叫喊發生了搶劫事件。叫喊召來了圍觀，無聊的圍觀者喜歡聽違背常理的戲劇性事件。於是，一個無須搶劫的搶劫者搶劫了一個無可被劫的被劫者，這是多麼不可思議而又聳人聽聞的故事啊。乞丐型小人作為這個故事的主角與懊喪的施舍者一起被長久圍觀著，深感滿足。與街市間的惡少不同的是，乞丐型小人始終不會丟棄可憐相，或炫示殘肢，或展現破衣，或強調衰老，一切似乎都到了生命的盡頭，騙賺著善良人們在人道上的最後防線。
乞丐一旦成群結幫，誰也不好對付。《清稗類鈔·乞丐類》載：“江蘇之淮、徐、海等處，歲有以逃荒為業者，數百成群，行乞於各州縣，且至鄰近各省，光緒初為最多。”最古怪的是，這幫浩浩蕩蕩的蘇北乞丐還攜帶著蓋有官印的護照，到了一個地方行乞簡直成了一種堂堂公務。行完乞，他們又必然會到官府賴求，再蓋一個官印，成為向下一站行乞的“簽證”。官府雖然也皺眉，但經不住死纏，既是可憐人，行乞又不算犯法，也就一一蓋了章。由這個例證聯想開去，生活中隻要有人肯下決心用乞丐手法來獲得什麼，遲早總會達到目的。貌似可憐卻欲眼炯炯，低三下四卻貪得無厭，一旦獲得便立即耍賴，這便是乞丐型小人的基本生態。
流氓型小人。
凡小人無不帶有流氓氣，當惡奴型小人終於被最後一位主子所驅逐，當乞丐型小人終於有一天不願再扮可憐相，當這些小人完全失去社會定位，失去哪怕是假裝的價值原則的時候，他們便成為對社會秩序最放肆、又最無邏輯的騷擾者，這便是流氓型小人。
流氓型小人的活力來自於無恥。西方有人說，人類是唯一有羞恥感的動物，這句話對流氓型小人不適合。《明史》中記述過一個叫曹欽程的人，明明自己已經做了吳江知縣，還要托人認宦官魏忠賢作父親，獻媚的醜態最後連魏忠賢本人也看不下去了，把他說成敗類，撤了他的官職，他竟當場表示：“君臣之義已絕，父子之恩難忘”。不久魏忠賢陰謀敗露，曹欽程被算作同黨關入死牢，他也沒什麼，天天在獄中搶掠其他罪犯的夥食，吃得飽飽的。這個曹欽程，起先無疑是一個惡奴型小人，但失去主子、到了死牢，便自然地轉化為流氓型小人。我做過知縣怎麼著？照樣敢把殺人犯嘴邊的飯食搶過來塞進嘴裏！你來打嗎？我已經咽下肚去了，反正遲早要殺頭，還怕打？——人到了這一步，也真可以說是進入一定的境界了。
尚未進牢獄的流氓型小人比其他類型的小人顯得活躍，他們像玩雜耍一樣在手上交替玩弄著誣陷、造謠、離間、偷聽、恫嚇、欺詐、出爾反爾、背信棄義、引蛇出洞、聲東擊西等等技法，別人被這一切搞得淚血斑斑，他們卻談笑自若，全然不往心裏放。他們的一大優勢在於，不僅精通流氓技法，而且也熟悉人世間的正常規矩，因此善於把兩者故意攪渾，誘使不知底裏的善良人誤認為有講理的餘地，來與他們據理力爭。以為他們不明真相，其實他們早就明白；以為他們一時誤會，其實他們從來沒有誤會過。你給他們講道理，而他們想鄙棄的就是一切道理。當你知道了這個秘密，剛想回過頭去，他們又熱乎乎地遞過來一句最正常的大道理，使人覺得最終要鄙棄大道理的竟然是你。曲彥斌先生的《中國乞丐史》曾引述雷君曜先生《繪圖騙術奇談》裏搜集的許多事例，結論是：“對這類人不理無事，一沾邊就無論如何難免要上圈套的。”此話大概能感應許多讀者。返觀我們身邊，有的人，相處多少年都平安無事，而有的人，親親熱熱自稱門生貼上來，沒過多久便滋生出沒完沒了的惱心事，那很可能就是流氓型小人了。
流氓型小人乍一聽似乎多數是年輕人，其實未必。他們的所作所為是時間積累的惡果，因此大抵倒是上了一點年歲的。謝國楨先生曾經記述到明末江蘇太倉沙溪一個叫顧慎卿的人，做過家奴，販過私鹽，也在衙門裏混過事，人生曆練極為豐富，到老在鄉間組織一批無賴子不斷騷擾百姓，史書對他的評價是三個字：“老而黠”，簡潔地概括了一個真正到位的流氓型小人的典型。街市間那些有流氓氣息的年輕人，大體不在我們論述的範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