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大聲淚俱下地訴說後，要求刑警隊幫助查找兒子和車的下落。
李占東做完筆錄後，眉心漸漸皺起了一團疙瘩：“師傅，您別急壞了身子，我們一定會千方百計幫您查找。”
情況迅速上報支隊。刑警支隊長楊一清、政委鄭銀生、副支隊長王兆福一同向市公安局局長廖原、副局長王正國作了彙報，局長們當即表示，要把查找王家的人車下落，作為春節期間安全保衛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
“占東，這個任務就交給你們了，要組織警力想方設法查找，不然，人心不穩哪！”楊一清遞給李占東一支煙，有力的大手拍拍他的肩膀。
李占東這位三十四歲的刑二大隊長，經他手上偵破的刑事案子，少說也有二百多起，這種事難度大收效少，眼下又是春節，真是大海撈針啊！他覺得身上的擔子沉甸甸的。從支隊長室出來後，他即召集副教導員馮宏慶、副大隊長呂培祿研究查找方案。隨後，二大隊各探組偵查員刑警腰間的BP機都“嘀嘀噠噠”響起來了。
警車發動了。摩托車發動了。市區的大街小巷，飯館攤點，各停車場晃動著刑警們的身影。然而人海茫茫，偌大的市區，查找王家的人車下落談何容易。
“發協查通報！”在當天晚上的碰頭會上，局長楊一清指示李占東。於是，市公安局通過省公安廳發出了幾百份協查通報。
大年三十。黃昏。市區家家戶戶彩燈高懸，喜慶的爆竹不斷炸響。
刑警支隊二樓會議室。二大隊的刑警們有的踱步，有的抽煙，會議室一片沉默。盡管家人催他們回家吃年飯的傳呼不止一次地響起，可誰也沒有心思給家裏回電話。李占東把煙蒂往煙灰缸裏狠狠一撚，提高聲音說：“大家先回家和家人吃一頓團圓飯，然後我們再查找。”可是，沒有一個人動窩。
“不吃飯不睡覺就能查到王下三的下落？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三天不吃飯都行。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年還得過，事還得辦。”其實，呂培祿比誰都急。
“走走走！”馮宏慶下令。
會議室大木鍾的秒針“滴滴答答”地響著，每一次響聲像重錘敲擊著刑警們的心。頭兒們都放話了，可誰也沒有說話，誰也沒有動。這個年年被評為先進的集體，每逢遇到難題，大家總是聚在一起久久不願散去。
一陣腳步聲，廖原局長、王正國副局長帶楊一清、鄭銀生、王兆福推門進來了。
“大家還沒回？”廖局長披著大衣樂嗬嗬地說，“怎麼，是不是老楊你不讓回？”
“我可沒有啊！”楊支隊長笑著說，“我們的弟兄有個賤毛病，完不成任務幹啥都沒心思。”支隊長問刑警們：“這時候了都不回家，你們回去後不怕挨媳婦子罵？”一句話逗得刑警們笑了起來，室內的氣氛這才有所活躍。
廖局長讓鄭銀生拿來兩瓶酒：“正好，趁這個機會，我代表局領導給大家拜個早年，今天破個例，每人給敬兩杯酒，喝完都回家吃團圓飯去。”
窗外寒氣逼人，室內暖意融融。直到中央電視台春節文藝聯歡節目開始，刑警們才各自回家。
二、夢魘纏身
天漸漸黑了下來，昏睡了半天的汪學成才從床上爬了起來，他心情很壞，動不動就跟老爹吹胡子瞪眼發脾氣，他很驚恐，窗外任何稍大的動靜，都足以使他豎起耳朵聽半天。三十四歲的他至今還沒有成家。
怨誰呢？怨自己。他心裏自有一本賬。
汪學成自幼喪母，父親是某公司的普通工人，含辛茹苦地拉巴著他們過日子，生活挺艱難。他從小頑劣，不愛念書，調皮得讓老師和同學們難以接受。每天像一匹不掛籠頭的野馬東跑西顛。老父親看他實在不成材，小學畢業後就讓他在公司當了工人。誰知他野性不改，常常惹事弄非，自己的親哥竟死在了他的手下。那是1980年的一天，他與哥哥在家發生爭吵，爭吵中惱羞成怒，拿出自製的鋼砂槍，失手將哥哥打死，法院判他有期徒刑十年。1989年刑滿釋放後，他本可以重塑自我，在人生的起跑線上從零開始，可他仍然不務正業，浪蕩於街頭。老爹苦口婆心相勸，他全當成耳旁風，我行我素。幫教小組多次找他談話，他口是心非，謊話一大筐。後又因吸毒和盜竊，幾次被公安機關處理過，老父親憐他是唯一的一個兒子，寫下保證書後，把他保外。保外回家後，年邁的父親總希望兒子能改邪歸正，但善良的願望一次又一次落空了。
眼下，全國開展“百日嚴打”，金昌和全國一樣，嚴打行動如火如荼。汪學成日裏夜裏如驚弓之鳥，惶惶不可終日。他忘不了那一天，他在馬路上閑轉，一抬頭，過去認識的一位哥們在向他笑。於是，他們到一截牆根下，悄悄耳語。
“汪學成，有檔子好事你幹不幹？”
“好事能輪到我？”汪學成眨巴著眼睛。
“不瞞你說，我偷了輛摩托，你幫我賣了，二一添作五，平分。”
真是天上掉餡餅，汪學成手裏缺的就是錢，夢裏想得也是錢，不幹白不幹。
“當真？”
“君子一言，駟馬難追。”
二人當即拍板成交。
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汪學成騎上摩托車到與金昌相鄰的內蒙古阿拉善右旗，找到他認識的朋友某某，廉價銷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