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加速了向“重商”社會思潮的轉化，從而有力地促進了江西民族工業的發展。中國早在19世紀60、70年代已有重商主張的呼籲，之後雖有洋務運動和甲午戰爭後的辦廠實踐，重商始終未能形成社會思潮。清末“新政”雖有獎勵工商實業之舉，民族工業亦有初步發展之象，但清王朝重農抑商政策和觀念仍未根本改變。據統計，1872—1911年，全國曆年設立廠礦僅521家，資本總額約1.6億元。辛亥革命後，南京臨時政府頒布了一係列有利於工商實業發展的政策、法令，並在中央設立實業部，要求各省成立實業司，確立以“振興實業”為民國建設急務的治國方針，極大鼓舞了國人發展實業的思想。民間興起了許多實業團體，類似的實業團體，在東南地區沿海城市和內地都有，重商主張終於在推翻清王朝後彙成了“實業救國”的社會思潮，推動著國人的投資辦廠熱情。1913年，全國設立廠礦數達1378家，較辛亥前增長1.5倍以上。其中，東南地區尤其是上海的增長最快：1911年上海新設工廠僅9家，1913年新設29家，增加2倍以上。其後，由於實業思潮的進一步發展，民族工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外國資本無暇東顧的有利環境下，迎來了發展的“黃金時期”。東南地區也正是在這個“黃金時期”才真正形成了以長江三角洲為中心、以近代工商業為主體、以外貿內聯為紐帶的經濟區，顯示出強大的輻射力。
辛亥革命後的一段時期內，江西的商業發展也較為明顯。如修水的茶葉銷售就有所恢複。據1917年2月的《農商公報》記載，江西修水的茶葉公司入股者很多，資本擴充至50餘萬元。據1919年的《大公報》報道，江西的煙葉更是盛極一時。“贛省產煙之地，以鄱陽、廣豐兩縣為最著。”更值得一提的是，隨著江西商業的發展，江西商人的地位也得以大大提升。一個最明顯的事實是，商人地位由四民之末急劇上升。原先的“紳商”，隨著民國臨時政府“振興實業”的政策傾斜和“實業救國”思潮的發展，隨著舊朝覆滅和“重農抑商”傳統政策的破解，“紳”的一麵逐漸淡化，“商”的獨立一麵漸趨增強，終於在20世紀20年代，以企業家或資本家的身份，獲得了社會尊崇。但因清帝遜位而解除了束縛，便開始爭取商界代言機構的地位。他們既要求在名分上實行官商平等行文，又在行動上倡建全國商會聯合會，以民間商會代替前清時代以官控商的體製，反對政府苛捐雜稅，為商民請命。
民國時期，江西的商業也是進一步發展。在江西社會的一段時期內，“紳商”型人物占據了一定的主導地位，從“四民之末”到托庇士紳而被視為“紳商”。這類亦紳亦商的人物，在辛亥革命前後的江西社會舉足輕重，也形成了一個不小勢力的群體。如在江西首義之地的九江就是具有典型的“官商合一”的體製，商人的政治參與及其社會活動極其廣泛，其威望與地位較以前也是不可同日而語，組成駐潯軍政府時，本土士紳羅惺予任政事部部長，而商會會長舒先庚則任財政部部長。1912年5月，發行地方公債，各巨商認購，其中朱樹參認購15萬元，危子垣認購14萬元。1912年10月26日，省會各界也是在商務總會張燈結彩，舉行盛大歡迎會歡迎孫中山蒞贛。
二是工礦業與交通的發展。
辛亥革命之後，江西省商辦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有了很大的發展。根據《世界年鑒》1913年的記載，江西全省有工藝局、所、場97家，其中工藝局7家、工藝所76家、勸工場4家、公私建設工場10家，幾乎縣縣皆有。1912年，近代中國22個省的煤礦工人總數為152459人，江西的煤礦工人達15895人，占總數的10.4%，在22個省份中僅次於奉天（今沈陽）與四川。
江西的交通運輸工業，在辛亥革命之後也發展起來，但較為緩慢。
在公路開發方麵。民國成立以後，為了改變江西交通運輸落後的狀況，江西的有識之士紛紛行動起來，籌集修築公路資金，組建汽車運輸公司。1922年，陳樹棠發起籌建“浙贛長途汽車路”。1923年，龍鍾伊發起組織“南庾長途汽車有限公司”，規劃修築南昌至大庾的公路。1924年，陳子清、餘建臣、羅朗山、吳梅孫等人發起創辦“撫建長途汽車公司”，計劃修築自南昌至南城的公路。1925年10月，在全省人民強大呼聲的壓力下，在四鄰各省大力發展公路交通的影響下，北洋軍閥江西地方政府才決定成立江西省道局，主持公路修築事宜，並由該局著手籌建從南昌到蓮塘的公路。它全長僅14公裏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