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學者龔煌城院士印象
齊勤
餘秋雨先生雲：“中國曆史充斥著金戈鐵馬，但細細聽去，也回蕩著胡笳長笛。”而龔煌城先生，就是那繞過“金戈鐵馬”的風雲叱吒，卻隻在“胡笳長笛”的嫋嫋餘音中默默探隱索微的學者。唯其如此，他的研究之路便顯得更加寂寞與冷清，不僅艱辛備嚐，而且無人喝彩。但他始終如癡如迷，樂在其中……
——采訪手記
別具風采
他的發言剛一結束，會場便報以熱烈的掌聲，他微笑著連連頜首致謝。之後，他收起講稿，溫文爾雅地走下了主席台，向我走來——個頭不高但很挺拔，一身灰藍色的合體西裝，配著一條紅黃藍三色組成的漂亮領帶，麵色潤澤，頭發梳理得一絲不亂，顯得十分有風度，且時尚而年輕——中西方優秀文化的浸染，使他別具風采。
我立刻迎上去，與他握手，向他問好。他很謙和，握手卻溫暖有力，這使我更生好感。作為一個資深記者，訪人無數，握手無數，可我最忌諱的就是握到一雙或冷冰冰，或軟綿綿，或空洞洞的手，因為這類手的主人，大都不是冷漠之人，便是虛偽之徒，甚至二者皆備——偏又屢試不爽！故每次不幸握到，都忍不住要甩一甩或擦一擦我可憐的右手，以盡快排遣那瞬間的不爽。而他握手時所表現出來的氣質，卻給人以如沐春風之感，這令我心中大悅，采訪他的興趣自然大增。
2005年初秋，海峽那邊的龔煌城院士應邀來寧夏參加“第二屆西夏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期間，我有幸多次采訪到他。
說到“有幸”，並非修辭——他是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專長漢語聲韻學、曆史語言學、西夏語言學、漢藏比較語言學等研究。他以治學勤奮嚴謹、創新不斷而著稱，20餘年學術研究的成果集結而成《漢藏語研究論文集》與《西夏語言文字研究論文集》兩部巨著。因在西夏語和漢藏語言比較研究方麵的重大貢獻，曾五度獲得台灣科學委員會傑出研究獎；2001年，他成為入選美國語言學會榮譽會員的首位台灣語言學家；2002年，他又當選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當我有幸與他握手交談時，他早已以非同凡響的成就而享譽國際學術界了。
因為西夏，因為西夏學，漸漸了解了他的人生、他的誌趣、他的使命，並由此推開了西夏學研究領域的另一扇大門，這裏隔著太平洋的波峰浪穀，一樣風光無限，因為有龔煌城院士那芬芳四溢的研究成果，有龔煌城院士那卓越不凡的一生貢獻。
追求真理
2005年8月一個炎熱的下午，如約到太陽神賓館去采訪。沒想到上樓後，敲開門，見到的竟是他美麗的夫人蔡盞老師。她很熱情，一見麵就再三向我道歉，說龔先生剛被李範文教授硬拉著遊覽銀川古城風貌去了，但很快就會回來，請我稍等一下。我自然知道範文教授的執著脾氣，那是任誰也拗不過的，何況溫和謙恭的龔先生。
也好，我便與開朗健談的蔡老師聊起來。蔡老師身穿小圓領襯衫，深藍色的薄羊絨外衣下，是一條顏色相近的飄逸長裙，襯托著她的溫婉嫻靜——賢妻良母無疑。言談中聽得出來，他們伉儷情深。
由此便問及他們的情感生活，得知蔡老師與龔先生相識，源於先生與自己的哥哥是同學，常來家裏玩。溫情脈脈的表達，使少女的芳心怦然而動一見鍾情，之後便是相戀結婚，直至如今的白頭偕老。
“那時，每接到先生的書信，都是我最幸福的時刻。”蔡老師笑得十分甜美，簡直若少女一般。她告訴我，當年，龔先生在德國慕尼黑大學攻讀曆史比較語言學的8年裏，她在台灣一邊工作一邊撫養著兒女，兩人的思念一直靠鴻雁傳書。直到龔先生畢業回到台灣，他們一家方才真正的團聚和安定下來。
“我不光愛他，也很欽佩他！”龔夫人的讚歎令我驚訝，因為曆來親人眼裏少有“欽佩”。欽佩與被欽佩，同樣需要不低的境界。
得知龔先生也曾教過幾年中學，使我又感到一絲親切——有相似的一段經曆，相信訪談會更加順利。
下午5時許，龔先生氣喘籲籲地回來了。果然如我所料，一進門還沒顧上擦去額頭上的汗，他便謙和地連連鞠躬道歉，剛一接過夫人遞上來的茶水，就馬上坐下來，要我提問。
談意正濃，不料範文教授又闖了進來，說該吃飯了！本想飯後繼續采訪，但想到龔先生和夫人畢竟都是年過七旬的老人了，就讓他們休息吧！龔先生送我到門口，滿臉歉意地說：如方便，明天參觀西夏王陵時，我們再談好嗎？
“西夏王朝太了不起了，留下了這麼豐富的文化遺產。作為台灣學者，今天能到這裏，真是大開眼界嗬！”第二天，在西夏王陵參觀時，龔先生很是興奮，他在每一個展廳裏徜徉流連，在每一件展品前駐足觀看，態度都極認真，並時有提問。
龔先生講，這些年來，多次來大陸做學術訪問，一直很羨慕大陸學者的幸運——做學問沒有經費上的太大壓力。而在台灣，媒體和民意代表對他及中央研究院專家們的工作時有質疑，甚至批評他們：“花著納稅人的錢，成天研究一些死去的文字，有什麼用？有什麼價值？”還有人建議說，“應結束這種研究，不該再提供經費……”
我趕緊問道，龔先生那您如何作答呢？感覺壓力大嗎？
龔先生說，我的回答很簡單：語言研究這門學問，最重要的用處，在於追求真理，全麵了解曆史的真相，正確揭示民族的起源與文明發展的脈絡。而壓力的出現，隻能促使我們的研究更加嚴謹，成果更加顯著。相信大家慢慢會理解的。
我理解龔先生的工作——其實，任何文字的研究，都是解開曆史語言學的一把鑰匙，也是解開人類文明演進之底蘊的必經之途——所謂“死去的文字”，其背後卻是活生生的曆史、活生生的文化、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靈魂！這是否就是龔煌城院士所說的“追求真理”的內涵與意義之所在呢？
“你理解得非常正確！”他感慨地對我說，其實，印歐語係，如西班牙、法國、葡萄牙等國曆史的追溯，早已卓然有成。中華民族曆史悠久，是由眾多民族組成的，我們在自己語言源遠流長的艱辛探尋中，還需要一片一片地綴連起博大複雜的曆史的拚圖，不斷使之完整和清晰——進而找到自己民族以及曆史文化的源頭之源。
參加“第二屆西夏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期間，龔先生和西夏學者暢談了他在西夏學研究領域的收獲。
大家都知道，龔先生不僅在漢藏語的比較研究及漢語古音研究方麵有著獨特見解。同時，他在西夏語文研究方麵同樣卓有建樹。在音韻方麵，他修正了過去學者的若幹擬音，探討出西夏語音韻的曆史演變；在文字方麵他發現了西夏文字創製上的特征，並建立起了西夏文字衍生過程的全新理論。
龔先生的觀點是，應把西夏語也放進漢藏語係的比較研究中。語言的曆史比較研究方麵，原則上應盡量取材於保存最古階段文獻的語言。他指出，文獻越古則保存古代語言的特征越多，越接近現代則變化可能越大。而漢語、藏語、緬甸語、西夏語就是漢藏語係保存有古代文獻的四種語言，按照次序，漢語最古，藏語次之，緬甸語、西夏語又次之。
龔先生認為，研究西夏語，文獻很重要。但西夏語是已經消亡的古語，研究西夏語最大的困難，便是受到現存文獻材料的限製。好在遺存了大批的佛經譯文與漢文典籍作為參考，這是西夏語研究的特殊優勢。
“但研究西夏文原創文獻更重要，需要有對西夏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的相關文化知識。”他說，“我會繼續致力於研究西夏文原創文獻。”
近年來，學界公認，在西夏語言文字研究方麵，與大陸相比，台灣學者同樣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他們獨樹一幟，另辟蹊徑，大有後來居上之勢。其代表人物自然公推龔煌城院士”——他專長於古漢語、西夏語及漢藏語比較研究。在西夏語文研究方麵，龔先生首先敏銳發現，西夏語音韻轉換的現象皆有規律可循，而且這些轉換現象跟西夏語的構詞有關聯。以前研究西夏文的俄國、日本、大陸學者，都沒注意到這些現象。而事實證明，他所構擬的西夏音韻係統，證據確鑿，堅實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