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青
20世紀初，地處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境內的黑水古城遺址，遭受了一場空前的浩劫。
黑水城是一座寶藏之城。城內遍布高大的殿堂建築遺跡和佛塔、佛寺遺址，陶、瓷、銅、鐵、錢幣、串珠、玉片、絲織品……各種材質的生活、藝術品殘件俯拾皆是。短短幾天的盜掘，超出預想的巨大收獲使以“探險家”自詡的俄羅斯軍人科茲洛夫及其部屬欣喜若狂。14個月後，這支人馬在備足糧草後卷土重來，挖掘了整整一個月，將大批書籍，畫軸，綢緞包裹的書稿，大量精美的佛像，珍貴的西夏文刊本、寫本，涉及多門學科的多種文獻，兩萬多卷文書，三百多幅繪畫……悉數卷裹而去，總數達十萬件之巨。
無論身披宗教外衣還是打著“科學”旗號，近百年間，一次次瘋狂掠奪中國珍貴文物的外國“神父”或“探險家”的卑劣行徑，給我們的精神情感帶來了極大傷害。不曾記得我們的軍人、和尚，甚或宦官，在任何時空，對不屬於自己的領土、疆域和人民實施過任何形式的越俎代庖或“國際警察”般的粗暴行為；卻有足以令中華民族引為自豪，以非凡氣魄將中華文明傳輸到異域他邦的“鄭和下西洋”之壯舉，載入史冊，流傳至今。然而，功過是非不是本文所關注的內容，要說的是——
沒有黑水城文獻就沒有俄羅斯西夏學
黑水城文獻成就了俄羅斯西夏學
在海外收藏的西夏文獻中，以俄藏最豐。後來的八千多個文獻敘錄編號，大量不同版本的佛經和世俗文獻、繪畫、雕塑及其他藝術品，悉數來自黑水城。1908年，科茲洛夫以向當地掌權者行賄的方式獲準進入黑水城，將掘得的大批西夏文物、文獻運寄回俄國，全部收藏於今聖彼得堡。
俄國人如獲至寶。他們當然明白黑水城文獻對破解千古之謎意味著什麼。
中國學者景永時先生在其研究中，將俄羅斯（包括俄國和蘇聯）西夏學的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起步）自1909～1920年，代表人物是伊鳳閣；1920～1937年為第二階段（初步發展），代表人物有阿曆克謝耶夫、龍果夫、聶力山等；1945年至今是第三階段（大發展時期，其間自蘇聯“肅反”運動至“二戰”結束處於停頓狀態），尤以20世紀六七十年代最為繁榮。自20世紀五十年代末起，蘇聯加強了對中國北方民族曆史、語言等方麵的研究，形成了較具規模的俄羅斯西夏學學者群體，成果顯著，從而奠定了其在國際西夏學界的領先地位。這期間湧現的學者有戈爾巴喬娃、克恰諾夫、克平、孟列夫、索弗羅諾夫、格列克、卡津、捷連季耶夫-卡坦斯基、科洛科洛夫、魯勃-列斯尼欽科等，其中較有成就者有克恰諾夫、克平、捷連季耶夫-卡坦斯基等。俄羅斯學者們所做的工作，一是對黑水城文獻進行整理、考訂、編目和敘錄，二是依據黑水城文獻開展對西夏語言文字的研究，三是對西夏文文獻本身的研究，四是對西夏曆史文化的研究，五是對黑水城出土文物和藝術品的研究。
今天，俄羅斯西夏學研究成果已是洋洋大觀。至20世紀末，共出版各類西夏學專著及相關著作三十餘部，發表各類西夏學論文（資料集）二百餘篇（部）。這些成果，無一不仰仗於豐富的俄藏黑水城文獻。
結緣西夏——奠基人和先驅者的悲劇性命運
世間萬事、萬物皆有命運——無論血肉之軀還是人類精神物質文化遺存，小自一人一事，大到一個國家一個時代，莫不如此。大千世界，芸芸眾生，兩個完全不相幹的事物得以在某一特定時空相遇，那叫緣分。在俄國，最早與黑水城文獻相連的兩個名字，一曰伊鳳閣，一曰聶力山。冥冥之中，不知是何種神秘的力量將機遇降臨到他們身上，使他們成為最早與黑水城文獻結緣的俄羅斯西夏學學者。
上天有眼，賜得“掌中珠”——破解西夏文字的鑰匙，須臾不離的“掌中寶”。
瞌睡遇了個枕頭——最先浮出水麵的恰是這枚稀世珍寶。1910年前後，伊鳳閣率先從黑水城文獻中揀得夏、漢對照辭書《番漢合時掌中珠》殘頁，隨即在《俄國科學院學報》上撰文介紹，其後他開始參與黑水城文獻的整理工作，於1916年出版夏、漢對照本《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1918年發表《西夏文文獻》（《俄國科學院學報》），1923年在北大《國學季刊》發表《西夏國書說》。伊鳳閣這“頭三腳”，使俄藏黑水城文獻漸為世人所知。
伊鳳閣同時也是一位外交官，曾任俄國駐華使館翻譯。然而不知出於何種想法，他赴北京就任時居然是帶著黑水城西夏文獻上路的（據說其中有《文海》《同音》等）。1918年，伊鳳閣還曾編過一部收錄三千個西夏文字的詞典，並將文稿交付俄國科學院出版社，然而由於當時處在國內戰爭時期，不僅未能出版，連手稿也不知去向。
1935年2月裏的一天，伊鳳閣在寫給俄國著名漢學家阿曆克謝耶夫的信中這樣寫道：“遺憾的是聶力山不知道我的手稿，從1919年到1922年，就放在科學院，我取出此稿時，就決定不再寫什麼了。帶有收稿和退稿標記的手稿還在我處。”語氣中流露出灰心和傷感。同樣不知出於何種想法，在此之前，他已將自己手頭的黑水城西夏文獻陸續交給了聶力山。
阿曆克謝耶夫（1881～1951年）是俄國漢學界鼻祖，俄國西夏學研究的開先河人物之一，他畢生最大的成就是搜集和研究中國年畫。當代俄羅斯著名漢學家、與筆者素有交往的李福清先生1995年曾在台灣《中央日報》連載《中國年畫最大的收藏家——俄羅斯學者阿列克塞耶夫（譯法有別，作者注）》一文，以萬字篇幅介紹了其在年畫收藏和研究方麵的成就。
後來，阿曆克謝耶夫回憶說：“既然詞典手稿一直在伊鳳閣手中，看來，是在他於1937年夏季被逮捕時丟失的。”或許這正是伊鳳閣個人命運中的悲慘結局即將來臨的先兆，也引出了另一個人的悲劇性命運。
20世紀20年代初，學日文出身的聶力山曾在日本任教，主要從事日本民族和台灣原住民語言研究。這一時期，他通過從伊氏手中獲得的西夏文原始資料，與日本學者石濱純太郎合作發表了一些論文，在日出版《西藏文字對照西夏文字抄覽》。此後由於種種原因，他萌發了回國的想法，給自己的中文老師阿曆克謝耶夫寫了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