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青
假如你有機會驅車於賀蘭山下，兩座巨大的錐形土堆或許會於不經意間突然撞入你的眼簾：碩大的堆砌好似兩隻巨型橄欖，一頭直插地底，一頭兀立於地麵，遠遠望去，大氣雄渾，超拔壯觀，在茫茫戈壁上顯得格外醒目。這便是被世人稱做“東方金字塔”、舉世矚目的西夏王陵。
今天，學者們可以論據充足地宣稱西夏考古學建立於20世紀70年代。然而，直到1970年以前，寧夏人仍不知道西夏王陵就沉睡在自己身邊。假如不是在前人探索和發現的基礎上，仰仗西夏王陵這一驚世駭俗的重大發現，這門學科的建立有可能還會延遲許多年。
發現篇——那年冬天，他們初識西夏王陵
世上許多事皆出之偶然。有誰能夠想到，西夏考古學的建立，竟是以西夏王陵的偶然被發現為裏程碑的。曾任寧夏博物館館長、寧夏考古研究所所長的鍾侃先生是這次重大發現的親曆者和見證人之一。1970年，尚未摘掉“右派”帽子的鍾侃結束了幹校的“下放”生涯，和同事們一起奉調回到寧夏展覽館文物組。第二年在北京，鍾先生與一位陝西同行閑聊時，對方說起他有一年到寧夏，曾看見賀蘭山下有許多高大封塚的“唐墓”，並向鍾先生打聽“文革”中這些古墓是否已遭到破壞性挖掘。鍾先生十分吃驚——在寧夏多年，他還是第一次聽到這種說法。
第二年年底，鍾先生和王菊芳、李俊德、鄧程浩等同事爬上一輛躍進牌卡車（那時館裏唯一的交通工具），身披老羊皮襖，冒著凜冽的寒風，到賀蘭山下踏訪。當時這一帶是空軍某駐軍基地，嚴禁老百姓或閑雜人等涉足，他們費了不少唇舌，終於獲準進入。老遠看見一座高大的封土堆上矗立著一座20多米高的自來水塔，旁邊有清晰的夯土牆垣。登上土台，隻見戰士們已在正中挖出一道深深的掩體，兩側堆積著翻上來的砂土和碎石，裏麵混雜著紅色砂岩石塊。鍾先生眼前一亮——分明是殘碑！他們在殘石碎塊中仔細翻找，一塊有文字的殘碑赫然映入眼簾，是西夏文！大家那個興奮啊！忘了饑餓，忘了寒冷，忘了時間，忘了地點，全身心地搜尋，直至天黑。當晚，他們把找到的殘碑塊搬上卡車，運回館內。
意外的收獲使他們分外欣喜，館領導隨即決定組織人力開展進一步的調查。在《嘉靖寧夏新誌》中，他們找到了“李王墓，賀蘭之東，數塚巍然，即偽夏所謂嘉、裕諸陵是也，其製度仿鞏縣宋陵而作，人有掘之者，無一物”的記載——賀蘭山下的所謂“唐墓”，果然是隻聞其名、不見其蹤的西夏王陵！
1972年初，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的王冶秋同誌在京會見了來自寧夏的同行，在聽取考古工作情況彙報後明確指出：寧夏應發揮西夏王陵的獨特優勢，以西夏文物為重點加以突破，取得在全國有影響的成果。
早春時節，寒意料峭，還是這幾位同誌，興致勃勃地重返陵區，開始了對王陵的進一步調查。這個春天，他們清理了現編號為8號陵的碑亭，首度發現了四力士像，初步測繪了整個陵區，廓清了9座帝陵……
今天我們可以如此作想：假如不是偶然發現刻有西夏文字的殘碑碎塊，西夏王陵的發現可能還會如盲人摸象般延遲一段時間；今天我們也可以如此評說：這次發現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為西夏考古學的建立提供了可信的實證；今天我們同樣可以揚眉吐氣地大聲向世界宣稱：西夏考古學建立於20世紀70年代！從此，西夏王陵——這一沉睡千年的神秘之地，曆盡滄桑的默默無聞之地，熙來攘往，車水馬龍，如今更是以其深厚的曆史文化內涵，成為寧夏最為厚重的文化名片。
人物篇——西夏考古串起他們的人生故事
寧夏是西夏故地的中心，專家學者們一致認為，西夏考古的重點在寧夏，寧夏的重點在於西夏王陵。30多年間，寧夏博物館和考古所的業務人員大都參加過西夏王陵的考古發掘工作，除上述幾位之外，先後參與王陵考古的還有牛達生、張心智、李誌清、吳峰雲、韓兆民、李範文、許成、杜玉冰、韓小忙、孫昌盛、董光宇、王惠民、朱存世……全國範圍內從事西夏考古並獲得豐碩成果的專家學者，更是不勝枚舉。限於篇幅，這裏隻能掛一漏萬地擷取幾位有代表性的老、中、青考古工作者的事跡，或與西夏考古相關的逸聞趣事，加以簡略地記述。
1975年夏天，剛從西北大學畢業的吳峰雲來到寧夏博物館，第二天就被派往賀蘭山下的西夏陵區發掘工地。他沒有想到，自己在賀蘭山下守著西夏王陵一住就是5年，自參加8號陵發掘開始，吳峰雲先後參與並主持了108、101號兩座陪葬墓的發掘，同時對整個陵區進行了一次認真細致的考古調查。
或許有人以為考古是一項浪漫而有趣的工作——可以在大自然的懷抱中自由自在地呼吸新鮮空氣，觀賞美妙的風景，那感覺大概和“旅遊”差不多。這顯然是一個不小的誤區，考古是一項艱辛的科學工作，隻有親身經曆的人才能體驗到其中的甘苦。西夏王陵發掘初期，工地的生活、工作條件異常艱苦，夏天蚊蟲肆虐，悶熱難當；冬天寒風呼嘯，冰天雪地。在空軍部隊的協助下，吳峰雲他們在附近的小學校裏借了大教室，在屋後蓋了幾間土房，在神牆內搭起兩頂帳篷，住人、辦公，存放文物和工具。他們夏頂烈日，冬冒風雪，和民工們一起在泥土裏滾來滾去。陵區距銀川市區幾十公裏，工地上卻沒有一輛專用汽車，每逢有人回單位彙報工作或取資料，隻能從工地步行到空軍場站，搭乘每天一班的公共汽車，等車人常常在刺骨的寒風中一站就是幾個小時。夥食也很單調，不論是誰“下山”，回來時總要帶些“放得住”的蔬菜：白菜、土豆……十天半月不換樣，平時基本吃素，隻有有人“上山”時大家才有機會打打牙祭，解解饞。後來，空軍油庫連在學校附近開出了一塊荒地，借著部隊的水源，他們學著戰士們的樣兒種了一小片菜地，這才吃上了新鮮蔬菜。
吳峰雲印象最深的是，後來成為著名西夏學者，當時還戴著“右派”帽子的李範文和鍾侃先生，他們一麵默默忍受政治上的歧視和內心的痛苦，一麵在陵區工地從事考古發掘和文物整理。李先生雖然不是考古出身，當時隻是負責陵區的後勤工作，但他一有空閑，就著手整理陵區出土的幾千塊殘碑，一絲不苟地編號、拓印和分類。如今，李先生早已是蜚聲中外的西夏學專家，鍾先生也成了一位資深西夏考古專家。吳峰雲也記得，現已不在人世的李誌清先生花費幾個月時間，不分晝夜地拚對8號陵地麵出土的琉璃殘片，最終將上百塊殘片黏結成一件國內現存最大的琉璃鴟吻的艱辛過程。這件國寶級西夏文物原件現被收藏於中國曆史博物館。
作為一名考古工作者，吳峰雲刻骨銘心地體會到，令人興奮的隻是發現珍貴文物的那一瞬間——“當發掘到出現墓門時，民工們也開始精神抖擻。”而在漫長的發掘過程中，多數情況下都是枯燥乏味的，在那段艱苦而又難忘的日子裏，吳峰雲和鍾侃、李範文先生一道，利用發掘的間隙合作編寫了新中國成立後第一部闡述西夏曆史的專著——《西夏簡史》。就是這樣一本今天看來過於簡略的薄薄的小冊子，在當時的人們心中卻無比厚重，對世人初識西夏，普及西夏曆史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直到今天仍不失為一部具有一定價值的專史。
我第一次來到賀蘭山腳下是在少年時代。那是20世紀60年代，學校組織我們到賀蘭山下的一所農場學農。勞動之餘，同學們相約去山裏摘野酸棗，那時山裏荒涼得沒有人煙，偶爾有幾隻突然掠過的烏鴉，會把我們嚇個激靈……不知什麼時候眼前出現了一個金字塔形的黃土包，土包的周身布滿了一圈一圈的黑洞，看上去堅硬卻充滿滄桑……誰在這荒無人煙的地方修了這個龐然大物，它又是做什麼用的呢？這一困惑陪伴我走過少年時光，然而讓我始料未及的是，後來我竟和這些黃土建築結下了不解之緣。
這是寧夏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長、西夏考古隊伍中罕有的女性杜玉冰為《國家地理雜誌》撰寫的專文中的一段回憶。第二次來到賀蘭山下，杜玉冰已是一名北大考古專業的二年級學生。“當我麵對經常出現在夢中的高大黃土建築時，它們給我的衝擊依舊強烈。我開始細細品讀它。”這時，其中一座帝陵的發掘工作已基本結束，杜玉冰利用假期搭順車前去參觀，發現“原來它並不是一個一個孤零零的建築，其周圍還環繞著方形城牆及高台。那些斷壁殘垣在風蝕日曬中，顯示著一種與時間和沙暴相抗衡的頑韌”。
大學畢業後，杜玉冰被分配到寧夏博物館。1977年，她自告奮勇參加了西夏王陵考古工作。那時，包括考古工作者在內的人們對西夏王陵的認知很少，或者說僅僅是冰山一角，茶餘飯後在陵區內漫步，映入眼簾的是一片片零落散亂的大小土堆，不知其數，亦不知規模、形製。杜玉冰暗想：有朝一日，我一定要把它們梳理清楚！此後由於種種原因，西夏王陵考古中斷了近十年，然而，日漸積累的成果不斷刺激著考古工作者們發現的激情：陵區範圍究竟有多大？陵墓的結構和布局都一樣嗎？還有沒有其他相關的遺跡？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杜玉冰夢寐以求的設想終於成為現實——作為主要負責人，她主持並參與了調查測繪的全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