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平
馬蘭是一個特殊而神秘，讓無數中國人感到驕傲的地方。馬蘭留給了我太多的記憶。人到中年，許多往事如煙塵般散去。唯有馬蘭，那藍藍的天，高大挺拔的穿天楊，深邃的夜晚，數也數不清的星星，還有戈壁灘上矮小而其貌不揚、平凡樸實、根深葉細從不張揚、如一簇簇火焰在大漠中燃燒的紅柳，還有我那些可愛的新疆馬蘭永紅中學的同學們，永遠地留在了我內心的深處。
上世紀50年代後期，一支部隊來到這裏，看到此地渺無人煙，卻有著在春天開放的美麗的馬蘭花，於是時任基地司令員、敬愛的張蘊鈺伯伯將此地取名“馬蘭”。說馬蘭特殊是因為她是中國核武器試驗的搖籃。正因為此，她也曾是一個在地圖上無法找到的神秘地方。幾十年來，在這個地方，我國成功地進行了數次原子彈、氫彈、導彈核武器試驗，取得了豐碩的科研成果。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枚原子彈在此爆炸成功，中國從此成為了核大國曰1967年6月17日，我國第一枚氫彈也在此試驗成功；1969年9月23日我國第一次地下核爆炸試驗又在此試驗成功。而我在神奇的馬蘭，有幸度過了短暫的年少時光。
馬蘭基地建於1958年，從1960年開始有家屬進人。最初條件很艱苦，沒有房子隻能住地窖和帳篷。初期建的基地小學，也就是在地上挖幾個坑，上麵搭上木頭和紅柳建成地窖，孩子們就在地窖裏上學；所謂玩耍，就是在戈壁灘上你追我趕地瘋跑，或者到附近的維吾爾族老鄉家去騎驢。後來條件好了，逐漸蓋起了教學樓和學生宿舍，並從全國各地抽調了許多優秀教師來此任教。
上世紀70年代初我在新疆馬蘭永紅中學上高中。至今，我還清晰地記得各科任課老師。我的班主任是個文學造詣很高的語文老師，叫顧崇文，戴個黑邊眼鏡，個子不高，在我的印象中儼然大文豪魯迅。那時，我對他很是崇拜；生物老師叫王武振，胖胖的北京人；英語老師叫趙振州，留著大背頭，顯得很帥。據說他是毛主席的侄女王海容的同學，能說一口標準的美式英語；音樂老師叫李斌，足球踢得特好，和同學們處得像哥們兒。他常和我們一起踢足球，有一次被我們蒙騙差點幫我們打架。當然最後是我們在全校大會上做了檢討；物理老師叫李作忠，記得他是北大物理係畢業生，總是一副深沉穩重相，像個老大哥。那個時候學生們常常學農，晚上我們給學校菜地澆水，他就給我們講故事；我們的數學兼化學老師叫梅約，上海人，瘦瘦的，個子不高，嗓音沙啞，永遠是電影中時常刻畫的一幅“書呆子”形象；政治老師黃從森，雖然個子不高，但是理論水平很高。印象最深的是他批評一個學生字寫得不好，形容其為“鬼畫葫蘆”，這句精彩的形容詞令我終生難忘。
我們班共有十三名同學。至今我還清晰地記得其他十二名同學的名字：王寧娜、劉振娥、程娜莎、鄧壯、高利鬆、李軍、王蘇民、陳軍、萬利國、馮建國、王建華、郭慶德。
那個年代，學生學工學農勞動是家常便飯。我清晰地記得發生在1971年的夏天一件有趣的往事。
一日學農，到去往核試驗場區的戈壁灘上挖紅柳。早上，一輛蘇聯產的嘎斯牌卡車將我們全班十三名同學載到目的地。紅柳樹是戈壁灘普遍生長的一種樹，矮矮的燃燒性極好，又因其長在戈壁灘上矮小而其貌不揚、根深葉細，不怕幹旱和貧瘠，常被人冠以“韌性頑強，代表著馬蘭人、羅布泊人的一種精神一種信念”而大加讚美。但當時的我們哪裏想的到這些！我們所想的就是快些挖完足夠的紅柳，運回去用於食堂做飯，我們也早早回家。
臨近中午時，同學們挖了一車的紅柳。看著滿滿的第一車紅柳運走，同學們吃過自帶的午飯繼續挖第二車紅柳。夏天的戈壁灘上驕陽似火，曬在臉上生疼。眼見著麵前的紅柳已夠裝滿一卡車，可是左等右等不見運紅柳的大卡車回來。此時已是下午，飯已吃完，多數同學水瓶裏的水也喝完，於是同學們開始啃早上隨車帶來的水蘿卜。水蘿卜被吃完後，大卡車還是不見蹤影。於是，又饑又渴的同學們開始滿地找扔掉的蘿卜根蘿卜莖。都是十幾歲的孩子，正是長身體的時期。況且累了一天，實在是餓渴難耐。我們班十三名同學中僅有三名女同學。這時，三名女同學的水壺裏還剩下一點水。看到這個情形，三名女同學毫不猶豫地把僅剩下的一點水拿給了男同學喝。
這是我在馬蘭基地上學時期記憶最深的一件事。幾十年過去了，想起來心裏仍是暖融融的，很感溫馨。尤其在那個艱苦的年代，同學間的這份溫暖更是彌足珍貴。如今，我的那些老師已步人老年，所有同學都如我一樣步人中年，也不知他們現在過得好不好。如今的馬蘭基地，早已脫胎換骨般變了摸樣。據說在馬蘭，處處充滿綠色，仿佛陶淵明筆下的世外桃源。
“有一種花兒名叫馬蘭，你要尋找她，請西出陽關。伴著那胳駝刺啊，紮根在戈壁灘，搖著那駝鈴，聽著那鷹笛，敲響了黃沙漫卷灰蒙蒙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