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2月10日於廣州
注：《躲藏著的春天》，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3]文學評論·亟待開發的一塊文學領地亟待開發的一塊文學領地
當代幾近四十年的曆史，珠江三角洲由農業文明轉變為商品經濟文明，在內地一直處於較領先的地位。它的偌大，它的沙田水秀，它的憑海而立，卻沒有哺育出燦爛的文化和文學大家。這個自然區域內有名氣的作家，屈指可數。其中，有餘鬆岩的名字。
餘鬆岩，一個貨真價實的“外來戶”——從武漢（原籍江西）南下，駐足中山縣（市）三十六載。而千真萬確，他的小說創作，卻與珠江三角洲這塊土地一脈相通。
建國後的十七年，取材於珠江三角洲的作品，真正有影響、有地位的隻有兩部長篇小說：一部是五十年代後期於逢的《金沙洲》，一部是六十年代前期陳殘雲的《香飄四季》。之後，真正繼承了這個文學傳統的作家，似乎隻有餘鬆岩了。
當時，於逢與陳殘雲是作為駐會專業作家，分別到順德縣、東莞縣掛職體驗生活，寫就這兩部作品的。餘鬆岩則不一樣，它經曆了珠江三角洲變遷的一個整整曆史時代：它的失落，它的破滅，它的無可比擬的新的崛起。
不知道餘鬆岩是否意識到：珠江三角洲文學，不僅有其獨特的地域地理性文化，還有包括商品經濟意識在內的曆史文化的積澱和當代文化的聚成。珠江三角洲文學，是嶺南文學中尚未完全成熟、定型，而在孕育中亟待開發的一塊文學領地。與今天珠江三角洲充滿活力的發達經濟相比，更顯出它的蒼白與孱弱。
五十年代末期的餘鬆岩，是以紀實紀事寫作初登廣東文壇的，它有著與珠江三角洲生態環境相吻合的清純，也不免單色調；文化大革命後期，他的一部兒童中篇小說《海花》，掀起了不小的“餘鬆岩熱”。曆史已經對這部作品作出了公正的評判：它不可能掙脫當時既定的創作模式，但這也是第一部真正顯露了餘鬆岩創作才能的作品；粉碎“四人幫”之後，他主攻短篇小說，《追月》、《接官記》、《秋野之戀》在文學觀念與文學表現水平上，都有很大進展；而收在這部集子裏的三個中篇：《生活的漩流》、《生活的潛流》、《生活的激流》三部曲，則是餘鬆岩迄今創作曆程中最重要的三部作品。既可看作是作家對珠江三角洲文學傳統的較自覺的認同，也可看作繼《金沙洲》、《香飄四季》之後，反映珠江三角洲生活題材中成就最突出的作品。
《生活的漩流》發表於1982年，《生活的激流》發表於1985年，《生活的潛流》發表於1987年。時間跨度長達六年。僅此，亦可看到這三部作品在作家心目中舉足輕重的地位。
《生活的漩流》是廣東第一部正麵反映農村經濟改革的作品。餘鬆岩醞釀與構思這部作品期間，農村責任承包製尚在試驗階段，是非褒貶處於爭論之中。餘鬆岩把握住了曆史變動初始農民的心理要求與社會要求，以藝術形象的創造，大膽肯定了這一曆史發展趨向，表明了作家政治上的銳敏與時代責任感。《生活的激流》正麵寫農村發展外向型經濟過程中的矛盾鬥爭。《生活的潛流》寫“貿工農”發展中新的更為寬闊更為複雜的矛盾鬥爭。珠江三角洲農村商品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幾個階段，都在餘鬆岩的三部曲中，作了如實的寫生。而且，並不一味“歌功頌德”，也揭露曆史前行中的觀念障礙與不法行徑。作家對生活的評價既充滿激情，又不乏冷靜。
在三部曲中，最值得注意，尤應刮目相看的是《生活的潛流》。
《生活的漩流》與《生活的激流》，以社會功利主宰人物命運及愛情離合，並借助戲劇性情節將這種衝突導向深化或緩解，這種較為傳統的文學觀念和方法，有利的一麵，是對曆史大潮的漲落，作了頗為逼真的描繪。其中，把握愛與利益衝突時，朱維俊、惠蕙兩位年輕女性及港商方婉怡的心態，都勾畫出曲折線條。不利的一麵，更為個性化、紛繁雜遝的生活仍嫌單純、刻板。而《生活的潛流》，無論在社會容量、審美價值、曆史意識、文化意識上，覆蓋麵都遠遠超過前麵兩部作品。
餘鬆岩觀察生活和人物的角度和參照係變了，由線式變為網絡，由單純透明變為複合多元；餘鬆岩對生活和人物行為的判斷，社會功利不再是唯一的尺度了；最重要的，餘鬆岩從商品經濟的積累和變動中，找到了觀念、價值、道德、人倫、情愛由絕對的對立走向某種同構的曆史依據，真與偽、善與惡、美與醜的錯位。尤其是在經濟體製急劇演變的過程中，道德的進化和人的自我價值的實現，有時會以非人性“善”的形式出現。而這非人性“善”，又時時是一種新觀念在確立過程中產生的認知偏差。
《生活的潛流》中四個人物——範永添、顧福壽、杜麗清、苗豔芳，他們的情愛與婚姻，由交錯而互換，經濟的利益已上升為重要原因。對他們各自行為選擇的道德評價更趨複雜。範永添與杜麗清的結合，一開始就藏匿著隱憂，苗豔芳的出現，她的不拘一格地適應社會變化的能力，為達目的而一往直前的精神，她在經濟利益開發中給予的“內助”，終使範永添由最初對她妖冶的厭惡，而衝破傳統的婚姻觀念，轉向新愛的一方；不管出自何種因由，在曆史上，顧福壽在與範永添的愛情婚姻競爭中扮演了失敗者的角色。但他始終堅守對杜麗清的愛。在隱忍中等待時機。一當抓住了範永添與苗豔芳兩性關係的破綻，及經濟上的違法行為，則毫不手軟“投井下石”，將失去愛情的杜麗清擁進自己的懷抱；杜麗清過於“賢淑”的古典性格，安貧若素，知足常樂的人生信守，促使她與精明、性格落拓的丈夫範永添，與飛速運轉的現代生活，拉開了距離。當她發現周圍曾奉行最保守的婚姻觀念的人也在動搖，甚至以死相脅也不可換回時，才在自省中重新發掘和認識了自己的人生價值，與範永添和平分手，再與同樣精明，性格卻內向的顧福壽結合，獨立自主地開創自己的一方天地；範永添與苗豔芳也並不因人生的一次失足，消沉頹廢，坐以待斃，相信新的時機的捕捉，就可能化險為夷，東山再起。餘鬆岩在把握和推進人物關係的演變時，理直氣壯地肯定了經濟利益的原則。當然，他更重視人的生命價值的實現，人生位置的確立的本體內轉。道德審美意識和價值觀的交換，表明餘鬆岩逐步確立了一種與現代商品社會相適應的開放的文學觀念。這對長期地處珠江三角洲的餘鬆岩，尤為重要。
珠江三角洲文學，是一個地域地理性文化的概念，但更要認識到它是一個當代文化意識的概念，並由此透視出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我國當代文學的許多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