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義在反貧困中，創造了下山脫貧的扶貧方法。這是一種非“輸血”，又非“造血”，而是徹底改變生存環境的“換血”式反貧困戰略。這種戰略，既協調了人與自然的關係，又溝通了人與人的關係，使4萬多貧困人民真正走向了致富之路，對全球反貧困事業具有借鑒意義。在新農村建設中，下山脫貧也就成了武義模式的一個重要元素。
一、山上五百年
武義縣位於浙江中部，南部地區群山連綿，高山農民飽嚐大山的苦頭。據統計，武義縣海拔700米以上的高山有101座。人均收入最低的貧困人口基本集中在南部高山、深山區。南部山區原13個貧困鄉鎮12．4萬貧困人口中，有8萬人居住在高山、深山和石山區。居住在高山、深山的群眾，由於惡劣的自然條件的限製，交通不便，信息不靈，生活十分貧困。對此，早在1993年就有人總結出“七大難”加以概括：一、出門走路難；二、兒童上學難；三、青年婚姻難；四、有病求醫難；五、建設六通難；六、改變環境難；七、發展經濟難。
然而，“幸福的村莊都是相似的，不幸的村莊各有各的不幸”。一同回首那些曾經經曆過苦難煎熬的村莊曆史，一同進入那些曾經和現在仍然刺痛著我們心靈的貧困山區生活，“關注貧困，改變貧困”的呼聲才會更加富有意義。
1．九龍山：砍砍木頭燒燒炭
九龍山村座落在海拔1041米的高山中，這“高山”名叫“龍頭眼睛”。“九龍山”因九個山頭繞村又綿延如龍而得名。
7月25日，原扶貧辦主任董春法和九龍山村的老書記鄧壽明以及新書記田華平一大早就如約乘車到陳弄村與我們會合（筆者和師妹吳桂清已於前一天來到陳弄村考察，並在該村住了一晚），隨後我們一同前往九龍山。早上的天氣清爽舒適，天空飄起毛毛細雨，真是個適宜爬山的好日子。由於人們已經搬遷下山十年，昔日承載著山裏人命運的山路被兩邊的雜草掩埋了大半，隻容一個人穿行。路兩邊的茅草如刀般鋒利，不時磕碰到我們的頭、臉、手臂和小腿。特別是穿著七分褲的我更加遭殃，稍不小心小腿就被割出一道道傷痕來。才走不到一半路程，我和師妹就開始氣喘籲籲了。然而爬了幾十年山路的鄧書記一直走在我們前麵，絲毫不覺得累。誠然，對於住在高山上幾十年的他，這次上山似乎不過是千百次趕回家中的一次而已。一路上，鄧書記和董主任向我們描繪九龍山村那個並不遙遠的艱苦歲月，一幅幅貧困的畫麵栩栩如生地呈現在筆者麵前，鄧書記說：
那時候小孩是到俞源去上學，都是要走十裏路，七、八歲的小孩就是從這個山路下山去讀書，晚上才回來，88年的時候就沒有小學了。我們1982年人口最高的時候是230多個人，1982年以前高山和平原的生活相差不大的，1982年以後生活水平就拉大了。尤其是男青年都討不到老婆，本村女的都外嫁了，都往外走了。年輕的在外麵打工找了女朋友，帶回來給家裏人看看，走到半路，問，還有多遠；答，剛剛過半，馬上就說我不去了。原來在山上的時候人均收入380元，下山了以後提高到4000多元。以前都是泥土建的房，有些甚至是茅草蓋的，現在都是“洋房”。我們這裏水源很差，土質也很差，下麵都是沙土，都是石塊，下雨都是暴雨，我們村隻要雨後幾天去耕田就沒有水了。沒水怎麼辦？下午五點左右下雨的時候，我們就要晚上耕田，我們都趁下大雨的時候就馬上去耕，沒燈怎麼辦，我們就把燈籠掛到牛角前，那個就叫做燈籠田。用泥土加固它，才不會漏水。
花了近兩個小時，我們終於來到了九龍山村。然而九龍山村早已人去樓空，隻有三幢房子零星散落在這個寂靜的山穀中（其中一幢是廟宇）。鄧書記向我們介紹說，現在隻有兩戶人家住在山上，並不是因為他們沒錢搬下去，而是山下蓋有房子後，再到山上來發展經濟，如種高山四季豆、養牛、養羊、養蜂等。
據統計，1995年，俞源鄉原九龍山村有68戶189人。山上除了很少的一點靠天吃飯的山壟田，全是岩石和茅柴，開發十分困難。幾十年來，政府不僅濟糧濟款，而且還扶持他們通上了電，但由於地理環境惡劣，村民仍然擺脫不了貧困的局麵。幾百年來，村民過著“砍砍柴火燒燒飯，砍砍木頭燒燒炭”的艱苦生活。苞蘿、番薯是主食。山民種苞蘿、番薯時唱著《種山山歌》苦中作樂：
“種田不如種山場喲——嗬！
種起苞蘿當口糧喲——嗬！
種起番薯養豬娘喲——嗬！
種起棉花做衣裳喲——嗬！
種起靛青落富陽喲——嗬！
種起杉樹造屋做棟梁喲——嗬！
住在高山上喲——嗬！
風吹蔭蔭涼喲——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