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記得60年代早期以前的事情，她唯一認識的經常談論革命之前歲月的人就是一個在她8歲時失蹤了的爺爺。上學時她曾經是曲棍球隊隊長，連續兩年獲得過體操獎杯。在加入青少年反性聯盟之前，她當過偵察隊隊長，做過青年團的支部書記。她的素質一直都很突出。她甚至被選去小說司分屬的色情處工作，那標誌著對她名譽的充分肯定，因為那兒的工作就是為群眾生產發行低級的色情小說。她說其他工作人員給那兒起了個綽號，叫“糞池”。她在那兒待了一年，幫助生產放在密封袋裏的書名類似於《打屁股故事》或《女校一夜》等小冊子，群眾裏的青年們都去偷偷摸摸地購買，覺得自己是在買什麼非法物品。
“這些書到底是什麼樣的？”溫斯頓好奇地問。
“哦，垃圾到了極點。很無聊，真的。它們隻有6個情節，但是又翻來覆去地用。當然我隻是負責我那台機器，從沒進過改寫組。我的文筆不行，親愛的——不夠幹那個。”
他吃驚地知道了在色情處的所有工作人員都是女孩，除了部門領導。他們的理論是男人對性本能的控製力要比女人差，遭經手的淫穢作品腐蝕的危險更大。
“他們甚至不接收已婚婦女，”她又補充道，“女孩兒們向來都被想得如此純潔。但這裏還是有一個不純潔的。”
她第一次談戀愛時是16歲，是和一個60歲的黨員，他後來為避免被捕就自殺了。“他幹得很漂亮，”茱莉亞說，“否則，他招供時一定會對他們說出我的名字。”從那以後，她又談過幾次不同的戀愛。在她看來，生活很簡單。你想高高興興地過，“他們”——指黨——不想讓你高興，你就盡全力去違反規定。她似乎認為，正如“他們”自然要剝奪你的快樂一樣，你也應當自然地避免被抓住。她恨黨，她也用很粗俗的話那麼說，但她並不是對黨全麵否定。除了涉及她生活的，她對那些黨的教條都沒有興趣。他注意到她從來不用新話詞彙，除了那幾個已經進入日常生活以外的。她從來沒有聽說過兄弟會，也拒絕相信它的存在。任何種類的有組織的叛黨活動都注定會失敗，對她來說這些都很蠢。違反規定又同時還能保全自己才叫聰明。他模模糊糊地想著在年輕一代裏還會有多少像她一樣的人——他們成長在革命年代中，除了革命就不知道別的東西，認為黨是永遠不變的，就像天空，不要反抗它的權威，隻要逃避開就好，就像兔子躲開獵狗似的。
他們沒討論結婚的可能性。那太遙遠了，都不值得去想。不能想象有任何一個委員會能批準這一事，即使凱瑟琳——溫斯頓的妻子能被以某種方法除掉。這如同一個白日夢一般無望。
“你的妻子是什麼樣的？”茱莉亞問。
“她是——你知道新話裏那個詞‘思想好’嗎？那個詞的意思是天生正統，不能有壞的思想。”
“不，我不知道那個詞，不過我了解那種人，足夠了解了。”
他開始給她講他的婚姻生活，但奇怪的是她看來早已經知道了其中的核心部分。她給他描述——幾乎像她自己見過或感受過似的——凱瑟琳的身體隨著他一碰她就變得僵硬，即使當她的手臂緊緊環住他時，她還似乎在用盡全力推開他。他覺得跟茱莉亞談論這些事情一點也不難：無論如何，凱瑟琳早就不再是一段痛苦的記憶了，隻是變成了一段索然無味的記憶。
“如果不是為了一件事，我本來是還可以忍受的。”他說。他給她講了凱瑟琳在每周同一個晚上強迫他進行的那個生硬冷淡的小儀式。“她厭惡那個，但沒什麼能阻止幹那個。你永遠也猜不到她曾經把那個叫做什麼——”
“我們對黨的義務職責。”茱莉亞立即接道。
“你怎麼知道？”
“我也上過學啊，親愛的。每月要對16歲以上的女生開展一次性講座。青年運動中也會開展。他們長年這樣教導你，給你洗腦。我敢說這對許多人都有效。但當然也難說，人們都太虛偽了。”
她開始順著這個話題說下去。對茱莉亞而言，所有東西都可以歸到她本身的性意識。無論以任何方式，隻要這個一被觸及，她就能表現得極為敏銳。她跟溫斯頓不一樣，她深刻理解黨的禁欲主義的深層含義。並不僅僅因為性本能超出了黨的控製範圍之外創造了自己的世界，因此如果可能就必須消滅。更重要的是，對性的剝奪能導致歇斯底裏，這樣很好，因為它可以被轉化成對戰爭的狂熱和對領袖的崇拜。她這麼解釋：
“當做愛時，你在用盡精力。之後你會感到快樂，不去在乎任何事情。他們不能容忍你有這樣的感覺。他們要你一直精力過剩。所有這些遊行、歡呼、揮舞旗幟都隻是變質的性行為罷了。如果你在內心很快樂，那你為什麼還要為他們那些像老大哥、3年計劃、2分鍾仇恨等所有破玩意兒興奮呢？”
這非常正確，他想。在禁欲和政治正統之間的確有一種直接的緊密聯係。要不然除了壓抑某種強大的本能用來作為驅動力，又能怎樣把黨要求黨員們具有的恐懼、仇恨、瘋狂信仰保持在正確程度呢？性衝動對黨來說是危險的，因此黨就將其轉化，去利用它。他們也對做父母的本能耍了類似的花招。實際上，消滅家庭是不可能的，而且事實上人們都被鼓勵以一種幾乎很老套的形式疼愛自己的孩子。而孩子們卻在另外一方麵被有係統地教導著反對父母、監視父母、彙報父母的行為偏差。家庭實際上已變成了思想警察的衍生，變成了一種工具，這樣每個人都會被非常親密的人日夜包圍並告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