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學說的興起部分是由於曆史知識的積累和曆史理念的進步，這些在19世紀以前幾乎不存在。曆史的周期運動現在已經為人所理解，或看上去如此。而如果可以為人所理解，就能被改變。但最主要的內在原因是，早在20世紀初期，人類平等在技術上已經成為可能了。但實際上人在某些天生才能方麵還是不平等的，並且技術功能也會在某種程度上專門化，以讓某些人享有很多優勢。但是已經再也不再真正需要階級的劃分或財富的巨大差別。在早些年間，階級劃分不僅不可避免，也是被接受的。不平等是文明的代價。隨著機器生產的發展，情形變了。即使人們還有必要做不同種類的工作，他們卻再也沒有必要生活在不同的社會或經濟水平上了。因此，從馬上就要取得權力的那個新群體的觀點出發，人類平等再也不是要努力爭取的理想，而是要避免的一個危險。在更加原始的時代裏，當一個公正和平的社會還實際上不可能時，它卻很容易讓人相信。人類已經幻想幾千年了——建立一個人人和睦共處的人間天堂，那裏沒有法律，也沒有牲口般的勞力。而這種觀點甚至也吸引了那群實際上從曆次曆史變革中都能實際受益的人。法國、英國和美國的革命後代們已經部分相信了他們自己說的那些人權、言論自由、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之類的話，甚至也讓自己的行為受到某種程度的影響。但是到20世紀40年代時，所有政治思想的主流都變得專製了。人間天堂在就快要實現的一刻受到懷疑。每種新的政治理論不論自稱為什麼，都回到了階級化與組織化。在1930年左右觀點普遍僵化時，被長期廢棄，甚至有些已經廢棄幾百年的做法不但又變得很普遍，而且還被那些自認為很開明很進步的人容忍並捍衛。這些做法包括不經審訊就把人送進監獄、把戰俘當奴隸使喚、公開處死、嚴刑逼供、利用人質，還有逼迫全部人口遷徙。
英社和其他兩國的主義作為完全成型的政治理論出現隻是在全世界各地10年之久的國家間放入戰爭、內戰、革命和反革命以後。但它們總被之前各種各樣的製度的陰影籠罩，這些製度大體可被稱為集權主義，出現在本世紀早期。而從一片混亂中即將浮現的世界的主要輪廓很早以前就已很明顯了。哪種人將會掌控這個世界也同樣顯而易見。新興貴族大部分包括官僚、科學家、技術人員、工會組織者、宣傳專家、社會學家、教師、記者和職業政客。這些人出身於工薪中產階級和上層工人階級，被這個充斥著壟斷產業和中央集權政府的荒蕪世界塑造並集合起來。同過去的對手相比而言，他們不那麼貪婪，不那麼容易被奢侈誘惑，但他們更加醉心於爭奪純粹的權力，而尤其是他們更加清楚自己在做著什麼，更專注於擊垮對手。這最後一個不同點最為關鍵。與今天現存的那些暴政相比，以前所有的暴政都不夠專注、沒有效率。以前那些統治集團總會在某種程度上受到自由思想的影響，樂於到處留下漏洞，隻關注公開的活動，對臣民們的內心想法從來不感興趣。就現代的標準而言，即使是中世紀的天主教會也算寬容。這一部分原因是由於過去沒有任何政府有權力將人民置於時刻監視之中。但是印刷術的發明讓操縱民意變得容易了，而電影和廣播又使這一過程又前進了一點。電視的發展和技術進步又使在同一台機器上收發信號成為可能，這時私生活就終結了。每一個公民，或至少每一個足夠值得注意的公民都能被一天24小時地置於警察的監視之下，並一天24小時地收聽官方宣傳，而他的其餘所有通信渠道全部都被關閉。如今這種可能性第一次存在——不僅能強製臣民完全服從國家意誌，還能讓臣民的思想完全統一。
在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時期以後，社會又像往常一樣自動重組為高等人、中等人、低等人。但是新興的高等人則不同於他們的所有前輩，他們不依賴直覺做事，而是知道需要做些什麼來維護自身地位。他們已在很久之前就意識到，寡頭政治唯一靠得住的基礎是集體主義。當財富和特權為人們所共有時，是最容易保衛的。在本世紀中葉產生的叫做“取消私有財產”的活動實際上意味著把財產集中到比原來數量少得多的人的手中，但有一個區別——新主人不是一群個人，而是一個團體。在個人意義上，沒有一個黨員擁有財產，除了很少的個人物品之外。而在集體意義上，黨擁有大洋國裏的一切，因為它控製著一切，照著它認為恰當的方式處置產品。在革命後的接下來的幾年內，黨能夠幾乎沒有遭到任何反對地登上這個統治地位，是因為這整個過程都被看做集體化的一個舉動。人們總是設想如果消滅了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就會到來。而毫無疑問的，資產階級已經被消滅了。工廠、礦藏、土地、房屋、交通——所有東西都已經從他們手裏被拿走了。而由於這些東西不再是私人財產，那它們就該是公共財產了。英社從早期的社會主義運動中產生，並沿用了很多術語，實際上已經是在實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某一主要內容。而其可預見並也是事先設定的結果就是讓經濟永遠不平等。
但是構建一個階級社會永久化的問題比這些都要更加深入。統治集團喪失權力隻會通過4條途徑：要麼從外部被征服，要麼治理效率太差以至於激起群眾造反，要麼使得出現一個強大又不滿的中產階級集團，要麼喪失自身統治的信心和意願。這些原因都不是單獨起著作用的，它們4者總是按某種規則或多或少地同時存在的。如果一個統治階級能製止它們，就能永久掌權。歸根結底，決定性因素還是統治階級本身的精神狀態。
本世紀中期，第一種危險已經在現實中消失了。三大國如今劃分了全世界，事實上都是不可戰勝的，隻有通過人口結構上的緩慢變化才可能會被打敗，但一個擁有廣泛勢力的政府是很容易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的。第二個危險也僅僅是理論上的。群眾從不自發地起來造反，也從不會因為正在遭受壓迫而造反。實際上，隻要他們沒有比較的標準，他們就永遠不會意識到自己正在受壓迫。過去日子裏那些反複出現的經濟危機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如今也絕不被允許發生，但是其他同樣大的混亂也有可能並確實會發生，沒有任何政治後果，因為沒有任何途徑能直接表達不滿。至於過剩生產的問題則自從機器技術發展以來就一直潛伏在我們的社會裏，它可以通過連綿不絕的戰事來解決(見第三章)，這在將人民的鬥誌定在一個較高的調子上很有用。因此，在我們現在的統治者看來，唯一真正的危險是有一個新團體分裂出去——這個團體又有能力、又就業不足、又渴望權力，以及在他們自己內部滋生自由主義和懷疑主義。這個問題也就是教育問題，是不斷塑造領導集團和直屬於它的規模更大的執行集團的覺悟。而群眾的覺悟隻需要從反麵施加影響即可。
鑒於這個背景，即使不是早已知道還是可以推斷出大洋國社會的總體結構。在社會金字塔的頂端是老大哥。老大哥無懈可擊且無所不能。所有的成就、勝利、科學發明、知識、智慧、幸福和美德，都直接源於他的領導和激勵，沒有人看到過老大哥。他是海報上的一張臉，是屏幕裏的一個聲音。我們很有理由確定，他將永遠不會死去，而且有很多人不確定他是哪年生的。老大哥是黨選來給世界的一個偽裝。他的功能是聚焦像愛、怕、敬這類感情，人們更容易對個人而不是對組織產生這些感情。內黨地位在老大哥之下一個，人數被限製在600萬，或低於大洋國人口的2%。內黨再往下是外黨，如果稱內黨是國家的頭腦的話，外黨可能就是國家的雙手。外黨往下是被我們習慣性地稱作“群眾”的那些沉默的人民，他們的人數約占總人口的85%。照我們之前的分類叫法，群眾就是低等人：赤道地帶的那部分奴隸人口總是不斷地從一個征服者手裏轉到另一個征服者手裏，因此他們不是全國人口結構中的固定部分或是必要部分。
原則上這3群人的身份不是代代相傳的。內黨黨員的子女理論上並不是生下來就是內黨黨員。加入內黨和外黨都要先考試，考試一般在16歲時舉行。也沒有任何種族歧視，或者某省對其他省的統治。在黨的最高層中都能找到猶太人、黑人、純印第安血統的南美人，並且所有地區的官員都總是本地區居民。大洋國所有地區的居民都不會感到自己是受一個遙遠的首都統治著的殖民地人民。大洋國沒有首都，國家名義上的首腦是個誰也不知道動向的人。除了英語是其主要的社交用語，而新話是官方語言以外，這個國家在任何方麵都沒集中化。它的統治者們不是被血緣關係聯結在一起的，而是通過堅持共同的信條。我國的社會確實有等級，而且等級劃分十分嚴格，第一眼看上去似乎是因為世襲製度造成的。與資本主義甚至是前工業時代相比，我們這裏不同集團之間的來回流動少多了。而在黨內兩個分支之間卻還有一定人數的流動，但人數隻到了能夠確保將怯弱者踢出內黨，而允許外黨裏有野心的人向上爬從而不會帶來危險。群眾在實際操作中是不允許入黨的。他們中最有天賦最可能成為反抗核心的人，會被思想警察盯上然後除掉。但是這種情況不是必須一直保持這樣，也不是原則性的問題。按照原來的詞義，黨並不而還是一個階級。它並非旨在將權力像這樣傳給後代，如果沒有別的方法讓最有能力的人處在領導地位，黨將完全樂意從群眾行列中招募全新的一代。在重要的年代裏，黨並非一個世襲團體這一事實為緩和對立做出過很大貢獻。原先那類受過訓練抵抗某種“階級特權”的社會主義者都設想不是世襲的東西就不能長久。他們沒有看到寡頭政權的延續不一定是具體實在的，也沒有停下來想想世襲貴族總是很短命，而諸如天主教會那樣的選任組織有時卻能存續幾百年甚至幾千年。寡頭統治的實質並不是父子之間的權力繼承，某種世界觀和某種生活方式的存續，是死者強加給生者的。隻要一個統治集團還能提名繼任者，它就還是一個統治集團。黨不關心延續血脈，它關心的是延續其本身。隻要階級結構一直不變，誰掌權並不重要。
作為我們時代特征的所有信仰、習慣、品位、情感、思想態度的設計其實都是為了要維持黨的神秘性，避免當今社會的真正本質被看穿。任何實質上的叛亂或叛亂之前的行動目前都不可能。無產階級沒什麼好怕的。讓他們自己待著，他們就會一代一代、一個世紀一個世紀地勞動、生育、死亡，不僅沒有叛亂的衝動，也沒有理解世界可以與現在大不一樣的能力。隻有在工業技術進步使他們必須接受更高的教育時，他們才會變得危險。但是，由於軍事和商業競爭已經不再重要，大眾教育的水平其實已經在下降了。大眾有沒有什麼意見已經完全是件無所謂的事了。他們可以被給予知識自由，因為他們沒有知識。在另一方麵，一個黨員對最無關緊要的主題有哪怕最小的異議都是不能被容忍的。
黨員在思想警察的監視下由生到死。甚至當他一個人時，他也不能確定自己是一人待著。無論他在哪裏，睡著還是醒著，工作還是休息，在浴室還是在床上，都有可能受到監視，不會受到警告，也不會知道自己正在受到監視。他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有所謂的。他的友誼、他的休閑、他對他妻子和孩子的態度舉止、他獨處時的麵部表情、他睡著時說的夢話，甚至是他身體標誌性的動作都在接受審查。不僅僅是任何實際的不當行為，無論有多細小的古怪行為，任何習慣的改變，任何神經質的習慣行為都可能是內心鬥爭的症狀，一定會被察覺。他在無論什麼領域都沒有選擇的自由。而在另外一方麵，他的舉動並不受任何法律或任何明文規定的行為準則所調節。在大洋國沒有法律。某些一經察覺就必死的思想和行為並沒有被正式禁止，而那無窮無盡的清洗、逮捕、嚴刑、囚禁、消失都不是為了懲罰真正犯了罪的人，而僅僅是為了清除掉那些將來某個時候可能會犯罪的人。黨員被要求不僅要有正確的觀點，還要有正確的直覺。要求他的許多信仰和態度並沒有對他明確說過，一明確說出來，必然就會暴露出英社內在的矛盾。如果他是一個天生正統的人(新話叫做“好思想者”)，他會在所有情況下不用想就知道什麼是正確的信仰，什麼感情現在合適。但無論如何，在孩童時代就接受的圍繞著種種諸如犯罪停止、黑白、雙重思想之類新話詞彙的思維訓練已經讓他不願也不能再對任何主題思考過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