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上各種職位的授予，都要先經過見習考察，這是秦漢時就通行的規則。
司馬遷追敘唐堯治理天下的曆史，有兩處不太引人注意的細節性用詞：其一，四嶽建議堯委派鯀治理洪水，堯不放心，四嶽說：“異哉，試不可用而已”；其二，四嶽建議他把帝位傳給舜，他說：“吾其試哉”（《史記·五帝本紀》）。直接理解，這兩個“試”都指正式授職前先觀效果的試用，而據研究《史記》的專家解釋，又含有初到崗位者在現場試練職務技能，即今人所謂見習的意思。結果是：鯀沒幹好，“故放退也”；舜在五典、百官、四門等多個崗位試用，直到“攝行天子之政”，皆有成績，最終被確立為接班人。
上述記載可以看做古代官吏試職或見習的曆史淵源，到秦朝時乃有明確的製度記述，如漢高祖劉邦的起家，即“試為吏，為泗水亭長”，於正式進入沛縣官吏編製之前，先在泗水亭長的崗位上試職。泗水亭在縣城東門近郊，專司檢查來往行人，並負責方圓十裏的社會治安。有個同鄉夏侯嬰在縣署當差做公車司禦（駕駛員），由於迎送客人都要從泗水亭經過，常來亭舍與劉邦聊天，混得很熟。“已而試補縣吏”，就是也被選拔為候補吏員，先行試職。想到從此有了“吃皇糧”的前途，歡欣不已的夏侯嬰忙去把好消息告訴劉邦，兩個好朋友抱成一團，嬉笑打鬧，竟致樂極生悲——夏侯嬰被出手太重的劉邦打傷了。按秦律，兩個見習吏員在試職期間鬧出這種事，都將被取消候補資格。此事經人告發後，劉邦堅決不承認，夏侯嬰亦一口咬定是自己不小心弄傷的，“掠笞數百”，終不改口。結果兩人都逃脫罪名，劉邦就在亭長職位上轉正，到他起兵反秦時，夏侯嬰已經是沛縣的“令史”級辦事員了（《史記·樊酈滕灌列傳》）。
秦代官吏的試職時間約為一年左右。秦簡《編年記》中有個叫“喜”的人，秦始皇三年八月被進用為吏，次年十一月正式授職。漢承秦製，包括諫大夫、博士、議郎、仆射、郎中令及郡守縣令等在內的許多職務，“皆試守，滿歲為真”（《漢舊儀》），就是先試用一年，稱職者轉正，不行的調崗、降級或罷歸原職，假如起步的台階像劉邦、夏侯嬰一樣，那就是回家賣紅薯了。如《漢書·酷吏傳》中的王溫舒，就有過“試縣亭長，數廢”的記錄。這個無論官、吏授職都必先“試守”的規矩，曆經魏晉南朝直至楊隋，相沿不變，隻有極少數人因皇帝或權臣寵信，才可能跳過試用，一經授職便得“真除”，但往往被輿論詆為破壞製度。
對唐代進士來說，吏部銓試是能否正式進入仕途的一道關口，大文豪韓愈為此困頓十年。
唐代起，科舉成為入仕的途徑之一，但通過禮部考試的登第者，隻能說是具備了從政資格，要想當官，還得經過吏部的“銓試”，頗似現代的公務員考試。銓試的內容分身、言、書、判四項，身看體格和相貌，言聽口語表達，近似今人求職時的麵試，不過最關鍵的還是書、判兩項，就是看你能否寫兩篇書法端正、文理優長的應用性公文。科舉登第者，或是通曉經義，或是詞賦優美，或是能講一通如何治國安邦的大道理，但真有當過“公務員”履曆或因家庭環境而熟悉這套東西的，畢竟不多，所以唐代的科考幾乎每年或隔年舉辦，每一榜的諸科錄取名額有多至數百人的，但接下來能通過吏部銓試而得授官的極少。劉禹錫於貞元九年（793）登第，兩年後通過吏部試，授從九品下的司經局太子校書郎（校對員）；白居易於貞元十六年（800）登第，也是兩年後通過吏部試，授正九品的秘書省校書郎。九品是流內官的起碼貨，但在其他登第者看來，他們能以這種速度正式進入仕途，已經很值得羨慕了，說起來還是得自家庭影響，如白居易：父親白季庚曆任彭城縣令、徐州別駕，叔父白季康是溧水縣令，大哥白幼文任浮梁主簿，在這種環境中耳濡目染，自然要占點便宜，故其在吏部考試時寫的兩則判文被擢為甲等，這也是很榮耀的事。
相反的事例不勝統計，最典型的是韓愈，出生於“無名位”的布衣家庭，從小發奮學習，曆經三次挫折才登第，但其後四次參加吏部考試都被淘汰，困頓長安十年，自怨自歎說：連當個九品小官也成了奢望。欲得一畝之地的官舍想也不敢想（“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不過，從政府的角度考慮，要當一個稱職的官員，僅會吟詩作文或通曉經藝確嫌不夠，否則一旦掌印治事，肯定要出問題。所以，即使像劉禹錫、白居易這些順利過關的幸運兒，最初的授職也多是分配到弘文館、集賢院、國子監等文化教育單位。此外，參加銓試者中也有不少人是已經在體製內供職的，這些人一旦通過銓試，憑其原有的工作履曆，倒更有委派實職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