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光直的確是一顆才華橫溢、光芒四射的星星。他在哈佛做研究生時，著名的莫維斯教授看這個亞洲學生總是一言不發地坐在教室裏，也不記半字筆記。而到了考試，這個學生卻交了一份理論豐富、證據翔實的答卷，教授這才知道班裏有一個天才青年。在還沒得到博士學位之前，張光直就已經被文化人類學大家羅克教授稱讚：“快要在我們係裏得博士學位的張光直真了不起，十年來在人類學係裏讀博士的學生都比他不上。考博士口試時，他對各教授問他的各問題，答得那麼應對如流，對理論對事實，都能把握得那麼精深正確；不到半小時，大家都認為不須再問下去，於是都起來和他握手道賀。現在我們已經內定了聘他在本係做助教，今夏交博士論文後，即正式發聘書。”
此後的張光直可謂聲名顯赫。在耶魯大學人類學係任教16年，1977年回到哈佛大學任教，並任北京大學兼職教授，從事人類學和考古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1981年至1984年兼人類學係係主任，1985年至1988年兼哈佛東亞谘詢委員會主席，並為哈佛赫德蓀考古講座教授，更榮膺美國國家科學院和美國人文科學院院士，後二者皆為百年來華人之首任。
張光直先生畢生的精力都奉獻給了中國史前考古，在學術上的貢獻可謂碩果累累。他在中國文明的起源問題，中國文明起源的特點，中國文明的地位問題和史前時代東南沿海文化與台灣文化的關係幾個問題的闡述中頗有建樹。 1986年，張光直提出：中國文明的形成與西方文明走著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在中國，有城市、有國家、有文字、有偉大藝術的新社會的產生，不是生產技術革命的結果，也不是貿易商業起飛的結果，而是通過政治秩序所造成的財富過度集中的結果。這條道路是非西方世界文明演進的共同道路，比如瑪雅文明、阿茲特克文明、大洋洲地區的文明等，都屬於這條道路的例證。因此，社會科學應當根據體係完備、資料翔實的中國的曆史經驗重新思考人類社會進化規律的問題，應該修正現行世界史教科書中洗發膏本位主義的流行觀念。
張光直的研究，一下子將中國考古學從中國曆史的範疇中拉出來，置身於世界文化舞台當中，置身於文化演變的複雜過程當中。80年代以來，當中國考古學研究初現多元化色彩之時，張光直先生的研究不但成為這塊多元色彩中最為醒目的一塊，而且對這種多元化的來臨起了相當大的推波助瀾的作用。他的“相互作用圈”理論，“亞美巫教底層學說”等，他介紹和倡導的聚落考古學等，不但赫然成為一家之言，也已經夠成為當代中國考古學的最基本的理論方法之一。
更為重要的是，張光直先生是一位傑出的“架橋人”。他把中國考古學的成就介紹到了西方，又把西方的考古學理論和方法帶到了中國，為中西方考古學的接軌做出了很大貢獻。在張光直之前，中國的考古學幾乎不被西方學界所承認，張先生可謂是改變這一局麵的第一人。李潤權先生在《張光直教授的學術成就》一文提到：“在西方世界，近40年來，張光直這個名字幾乎是中國考古學的同義詞。…… 我曾經聽到中國的有些學者說，張光直的最大成就是及時地把中國考古學的最新發現介紹給西方世界。”
1972年尼克鬆訪華後中美關係有了改善。1975年，張光直參加美國古人類學家代表團，在離開北京近三十年後第一次訪問北京。那時，與中國考古界同仁接觸的機會仍非常受限製，在緊接著的1977年他又回國作了探親旅遊，1978年隨漢代史研究代表團訪華。但中國的政治狀況漸漸好轉，張光直利用各種資金資助，邀請中國大陸考古學家去美作學術訪問，起先是短期交流，後來則作較長時間的地停留。開始這種機會僅限於年高資深的學者，80年代中期以後，年輕考古學家也陸續到哈佛做訪問學者。張光直不知疲倦地擔當著主人的角色，組織了無數次演講、圓桌討論、學術沙龍和宴會。自1980年開始，張光直還接納中國大陸的研究生到哈佛攻讀學位，他的一些學生在進入哈佛之前，也曾在中國接受過考古學訓練。在80年代，他組織過兩個重要的國際學術會議：1982年在夏威夷檀香山的“國際商文明學術會議”和1986年在弗吉尼亞的“古代中國和社會科學理論研討會”。當時，外國學者還根本不允許在中國大陸參加考古學術會議，台灣學者也禁止前來大陸，大陸學者訪問台灣更不可能。這兩次會議為海峽兩岸的學者以後的經常交往開創了良好的先例。80年代和90年代，張光直頻頻出訪中國，有時一年幾次。他對各地的大學作了短期訪問，每次都受到熱烈歡迎。張光直最大的夢想，就是在中國大陸進行發掘，並為此奔走勞碌，甚至都已經爭取到了基金，但由於種種原因，他的這一願望沒有得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