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廣州的車上的心情可並不如通電話時的一樣。
有著播放電台功能的大巴上無故的再次響起了張學友的《地下情》。我伴隨著歌聲小聲的哼唱著，滿懷情傷。
將要與弱汶分別的幻象一直占據著思想的活躍細胞，沒了與建怡到海島旅行的激動。我焦躁不安，不斷的翻弄著已經沒有電的掌上電腦，也不是想特意察看某個文件或玩弄其中遊戲。試圖開著，但沒有半分鍾的時間就停電。如此嚐試了兩三次，最後一動不動。不得不放棄。
沒有法子，我又拿出手機，翻看裏麵的短信。有弱汶的，有顏的，也有一些朋友的和以前同學的，建怡的被我看完就刪除了。十多條短信我看了四五次，一次也沒有令人驚喜的變化，陳詞濫調。最後我一一刪除。
回到家，與預想中一樣，弱汶不在，大概回她父母家了。把換洗的衣服拿去陽台的洗衣機，弱汶昨天的衣著正掛在陽台上，她回過來了，又出去了。我不知她什麼時候回來。拿了套幹淨衣服到衝涼房洗了個澡，然後再把換洗的衣服拿去陽台的洗衣機，按了按鈕啟動。把掌上電腦插上電源充電，手機也如此。
然後坐到電話機前，我是否要打個電話？給弱汶？說些什麼？能說些什麼？給上官顏？安慰說話嗎？我在電話機前就這樣發呆了十五分鍾，拿起的聽筒又放下，一次又一次的聽到沒有撥通電話的長響聲音。最終我一個電話也沒有打出。
房裏麵有電視機，但我走到廳裏看。星期天下午的電視節目一無是處，左轉右轉，無一合意，最終定格在一個體育頻道上。播放的是一年前奧運的女子雙打網球決賽，有中國隊的，實際的勝負記不起了，這更好，權當直播賽事。對手是西班牙隊，開始看的時候中國隊已經是贏了一個6：3，先拿下了一盤，心情多少好了點。然而不久出現了問題了，倒不是比賽進程被別人扭轉，說實話，比賽輸贏一兩局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問題出現在那個評論員上麵。那是一個女評論員，我非是一個女性歧視者，然而那個猶如幼稚園教師般的聲音實在是太難聽了，所有的話語也盡是從政治課本上學來的。讓她的聲音與幼稚園教師的聲音比實在是對幼稚園教師們不公，但我想到的就是那麼。那聲音既柔且慢，每贏一球便往團隊合作方向說，什麼“心往一起使啊”，什麼“永不放棄啊”，這多少令我懷疑她的語文修養，除此以外是否有更多的中文語言；每輸一球便付諸以“哎呀”的聲音，還有“不能氣餒啊”，自以為是的能夠傳達到賽場上的運動員耳中。每每如此，仿如一個心理醫生，然而卻使我難以自然，毛骨悚然。我更進一步懷疑，她何以能成為一個現場體育評論員，甚至於何以成為一個人而存在。最後我又回歸於自己，我又何以成為一個人而存在，何以這樣對她懷有種種不敬的猜測，我們彼此都隻是找口“苦飯”吃罷了。
比賽終於以中國隊兩個6：3而告終，沒了頒獎儀式，中國的運動健兒的笑容也嘎然而止，令人悶悶不樂的女評論員的聲音也在空彌間消失得無影無蹤。但她的聲音語調依然回旋於我耳朵和腦際之間，除了非常美麗的東西，是否隻有這麼惡魔般的事物才使人念念不忘。我忽兒想起了一則極之粗製濫造的廣告畫麵，除了廣告主的名稱外，便是藍色背景，這樣一幅東西登掛在廣告天堂般的地鐵月台上，毫無藝術可言，也毫不能以廣告畫麵稱呼之，然而惟獨這令人哭笑不得的東西才使我刻骨銘心。
我又重回電話機旁，猶豫的心情還在猶豫，最終先是撥通了上官顏的手機。響了很久沒有人回應，我在想是否睡著了，隻得作罷，遲些時候再打。繼而，按了弱汶的手機號碼，然而隻按了十個鍵便按不下去，我望望電話機的數字鍵，望望聽筒，望望話筒，毫不在意的合上眼，慢慢放下，放下聽筒，放下我的心。
世界似要進入末日，我將不可饒恕。
弱汶終於回來了，可我無法說些什麼，我缺乏與以往一樣主動認錯的能力，也沒有坦然相告的勇氣。我們一直沉默著，冷戰開始，何時結束？惟獨鍾擺依舊。
夜裏我獨自關在書房裏寫上官顏的小說，理所當然的舉作。是寫也罷是逃避也罷，我獨自關在房門的後麵，享受著一個人的時光，忍受著自製的痛苦孤獨。這天夜裏我總寫不出好言好語，自己苦悶不堪，小說也苦悶不堪，言語慘慘淒淒，好不悲涼。
“煙銷分離淚雨灑，田邊青草有泣泣。”
詩倒是這麼的作了兩句。
十二點鈴聲響起。
非睡不可，非回房間不可，非麵對弱汶不可。可我的心還可以躲藏在皮層深厚的表皮裏不露聲色。內裏的既無法突出，外在的也無法突入。
我把手悄悄的搭在她的上，她卻把它拿開，我不敢再造作，讓它靜靜的躺在床上。這床是否已產生不可逾越的鴻溝，自身已然一分為二，讓人缺乏有跨越它的信心，甚至以為根本不可能而徹底放棄行動的心態，這一切我都深深懷疑著，是否應該把它換掉才好，這張床。
第二天上官顏紅光滿麵，神采依舊，眼睛閃爍著媚人的光輝。毫不知情的同事依舊毫不知情，誰也想不到她昨天還睡在醫院的病床上。因為不想讓人知道她的事情，所以也就沒有立刻和她多說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