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曼君
在新時期，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是發展快、成果多的學科，也是問題多、爭論多的學科。有一些文學、文化上的論爭甚至涉及這門學科發展的根本問題。例如，前些年出現了所謂“重估現代性思潮”，近年來，“國學熱”和與之相聯係的古今文學貫通的探討等問題，這些問題都需要認真的學術探討。我們學科為了進一步活躍學術討論，推動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學科建設與發展，我們得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支持，編輯出版了《現代中國文學論叢》，開始是不定期，以後爭取定期地長期出下去。這一期收集的是本校本學科近一些年來的代表性文章。從下一期開始，麵向海內外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同行征稿。此外，我們還將開辦一個“現代中國文學網站”，出版一套“現代中國文學研究書係”（已出版多種書籍）。我們熱烈期望能夠得到兄弟院校、兄弟學科的幫助和支持。下麵對本學科的情況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經曆了半個多世紀的發展，成為全國最早開展中國現代文學教學和研究的學科之一。20世紀五六十年代，本學科有兩件大事使學科登上了較高發展的起點：一是本學科負責人參加了當時由中共中央宣傳部組織、指導的文科教材編寫的重點項目——《中國現代文學史》【唐鎪、嚴家炎主編】的編寫工作；二是在全國率先編寫出第一本《中國當代文學史稿》，為中國當代文學這一分支學科的誕生做出了曆史性貢獻。恢複研究生學位教育後，本學科成為全國首批招收培養現當代碩士研究生（1978年），繼而較早獲得博士學位授予權（1993年）的學科之一。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本學科一直是本校、本省主幹學科，曾相繼被評定為“湖北省優長學科”（1997年）、“湖北省重點學科”（1998年）、“湖北省優勢與特色領域”（1999年）、“湖北省重點學科”（2003——2008年）。本學科的基礎課程“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為省級（2003年）和國家級精品課程（2004年）。從學科現狀看，本學科點共有16人。所在教研窒有在職教師12人；其中博導6人、教授6人、副教授4人、講師2人、博士學位者9人。近10年來，本學科先後承擔、完成省部級以上學術和教學研究項目40餘項，出版專著、教材80餘部，發表學術論文800餘篇。其中，有近40項成果獲得省部級以上獎勵，有6部教材被教育部確定為全國中文學科教材或重點教材。本學科所開展的一些工作有如下三個方麵的特色。
一、20世紀發揚傳統優勢，重視教材編寫，進行學科基礎建設
從50——60年代黃曼君參加由中宣部組織的、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唐鎪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撰工作，王慶生主編的本校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稿》的出版開始，本學科在學術文藝思想及一些具體問題上得到著名學者唐鎪、壬瑤、李何林、劉綬鬆諸先生的關懷指導。通過廣泛的學術聯係和高水平學術交流，使本課程跟上了學科發展的新潮流，也形成了本學科重視教材基礎建設的傳統優勢。“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隨著教育界的撥亂反正，本課程的建設也得以恢複發展。八九十年代，以本學科教師為主，由陳安湖主編、中南七院校合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陳安湖、黃曼君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以及重新修訂的王慶生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三套教材的出版，帶動提高了本校教學隊伍的整體水平，並在全國產生了影響。到了20世紀末和新世紀，本學科在現當代中國文學曆史進程和基礎課程建設方麵取得了新的進展。主要的項目和成果有：王慶生主持和完成的麵向2l世紀課程教材、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國家級重點教材《中國當代文學史》，國家級“‘十一五’期間重點教材建設”項目“中國當代文學”；周曉明、王又平主持和完成的教育部新世紀網絡教育工程《現代中國文學·網絡課程》（高等教育出版社）、《現代中國文學史》（湖北教育出版社）。從這一時期起，本課程已經開始形成“站在學術前沿，以科研促教學；重視教材編寫，以教材帶教學”的建設特色。而且，與相同或相近學科比較，本學科尤以在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兩個主要學術領域均衡發展、雙峰並峙、強強聯合、相互促動的局麵而獨具特色和優勢。
二、以申報國家和省部級科研與選修課教材為契機，形成站在學術前沿，以科研帶教學，以教學促科研的學科建設特色
如黃曼君主編出版的《中國近百年文學理論批評史1895——1990》填補了該領域的國內空白，獲得教育部第二屆全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學術成果三等獎，並被國家教委指定為全國高校文科教材。其後，通史研究更加深化，如黃曼君《毛澤東文藝思想與中國革命文藝實踐》（國家社科“八五”重點項目），《中國20世紀文學理論批評史》（教育部“九五”重點教材項目），以及新近立項的《中國20世紀文學理論批評教程》（國家“十一五”規劃項目）、《中國20世紀文論轉型研究》（2007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又如陳安湖主持和完成的國家社科重點項目《中國現代文學社團流派史》奠定r本學科社團流派研究在全國的領先地位。周曉明的《中國現代電影文學史》（下冊，“全國高校首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學術成果”二等獎），為電影文學領域研究的拓荒之作。張永健主持和完成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0世紀中國兒童文學史”該項目在結項時，曾獲得全優的高度評價。王義平多次作為副主編或並列主編參加了由王慶生、黃曼君、王先霈主編的大型著作，作出了重要貢獻。此外，他近年來撰寫的《新世紀以來文學創作若幹情況的調查報告》（中央“馬建”工程領導小組重點子項目）也是一個收集宏富、觀點新穎的基礎性工作。王澤龍主持的國家社科項目“中國現代詩歌意象論”，張衛中主持的國家社科項目“20世紀中國文學語言變遷史”，李遇春主持的國家社科項目“中國舊體詩詞編年史稿”，許祖華主持的教育部項目“20世紀中國家族小說研究”都是本學科的重要基礎性項目。
三、攀登學術製高點，重視總體建構，推動科研、教學範式的轉換和發展
1.現代化範式的把握與創獲
80年代中後期，外國新思潮的湧入所帶來的文學研究的“方法論”熱促成了學術探討的大變革。八九十年代之交，史、論、評結合的大曆史觀、大敘事的“結構一深層”觀念和方法的影響，出現了以“現代性”為中心的宏觀的、體係性的多學科研究，大大開拓了本學科成員研究工作的史和論的視野。從學科的整體看，我們開始由體驗性研究向體係性研究，微觀局部研究向宏觀整體性研究，單學科研究向多學科研究的方向發展。這裏，涉及文化的現代轉型，文學的現代化、現代性問題，也是我們進行文學整體研究的一種角度和視野。1998年5月，本學科舉辦了“20世紀中國文學與理論批評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上黃曼君所作主題報告的標題就是《現代化視野中的中國20世紀文學》，而且，黃曼君在1996年下半年寫的《“現代化”視野與現代文學“新”的特質》（發表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7年第1期）一文中便已說過：“隻要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仍在繼續，中國現代文學‘新’的特質仍會發展。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用20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還不如用中國現代文學的概念。因為前者無法概括中國文學現代化未來發展的全過程，而後者的‘現代’概念則可與社會和文學現代化過程相適應。”後來，本學科負責人周曉明提出以“現代中國文學”的概念，與“古代中國文學”的概念相對應，來代替過去中國近、現、當代文學分離格局，這種提法便更為明確。以後，本學科的科研、教學便大多是在這一史論框架中進行。如周曉明、王又平主編的《現代中國文學·網絡課程》（高等教育出版社）、《現代中國文學史》（湖北教育出版社），王澤龍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1917——1989年）（高等教育出版社），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由本學科組織的“現代中國文學研究書係”便是這一史論框架的產物。
2.革命化範式的堅守與重釋
本學科許多成員在闡述中國文學現代性或現代化問題時，都是將20世紀中國文學的革命性看成是現代性的“題中應有之義”。也就是說，由於中國的現代化或現代性是一個以現代生產力、經濟發展、社會現代轉型為中心內容的，包括革命在內而不排斥革命的綜合分析模式。因此，中國文學的現代化，必然反映和涵納中國現代化變革、革命、救亡和戰爭的曆史主題的獨特內容。長期以來，學術界在“革命話語”這個問題上大都是采取了簡單批判的態度，“告別革命”甚至已經成了時尚的文化標簽。當然，近幾年來這種情形有很大的變化，左翼文學、延安文學的研究不斷升溫乃至成為熱點。而本學科黃曼君主編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毛澤東文藝思想與中國文藝實踐》（20世紀90年代），就能從現代性與革命性雙向互動的關係來進行比較新穎的肯定性的評價。當然，其中撰寫、出版的過程是非常艱難的。直到2003年12月在華中師範大學召開的“毛澤東文藝思想與中國20世紀文學理論批評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才得到了較高的評價。本學科還於2005年由王慶生、黃曼君和張永健主持召開了“賀敬之文學創作國際學術研討會”，對十七年文學中最為傑出“紅色經典”進行了多方麵深入的解讀。
3.個體化範式的選擇與體驗
如上所述，我們注意了對文學史論的宏觀把握與整體建構，在某種程度上以總攬全局的視角，基於一定的曆史觀念與邏輯結構，對一個時段的文學及文化進行了多方位的觀照。這種總體性大敘事便於建構某種曆史理論和解釋框架，通過對複雜的史實和關係的把握，梳理文學史書寫的脈絡，概括規律、總結經驗。但是，這種整體性大敘事的問題在於：一則它所提供的是關於曆史本質的定義觀念，而且往往是觀念先行，先人為主，有著趨於同一性的決定論色彩。因此從事這種整體性大敘事研究，很容易忽視個性化的經驗性、體驗性小敘事探討，從而失去文學史書寫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再則，在對史實的把握上因為思維和視野總在宏闊高遠的領域轉悠，因而很容易忽視曆史原生態的把握，忽視第一手史料的發掘，同時缺乏“點”的深入和突破，也容易導致科研質量大而化之平庸的缺陷。基於這種認識，我們鼓勵大家更多地進行自己所喜愛、所熟悉的個體化小敘事的文學史書寫和研究。它的獨特、多元視野不同於大敘事的思辨方法，而更多地采取經驗的方法，可以展示個性化書寫空間，從而更有助於把握新文學史的豐富性與多樣性。例如，黃曼君於新世紀初陸續在《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等權威刊物上發表和轉載了《中國現代文學何以形成新型傳統？》、《中國現代文學經典的誕牛與延傳》、《回到經典，重釋經典——中國20世紀文學的經典化問題》等論文，出版了《新文學傳統與經典闡釋》的專題性著作，在現代性的視野中突出詩性、詩學、文化，注重“詩、思、史”的關係和結構，在三者統一邏輯鏈條上展開對文學現象的探究與論述。這些論著將文學史學與傳統學相結合，將經典本體論與經典闡釋學相結合，對中國新文學傳統分為轉型、構型和定型三個階段加以論述，從精神意蘊、審美詩性與史的定位等三個方麵對文學經典的含義進行了新的界定，認為文學經典是以詩性為核心的思、詩、史的結晶。這些論述回答了新文學有沒有傳統？它形成的條件和特征是什麼？還回答了什麼是經典？中國新文學有無經典等學術界長期困惑的問題，在學術界產生了較大影響。陳安湖教授從50年代開始，致力於魯迅思想、小說、雜文研究30多年，他的魯迅研究成果在學術界有廣泛的影響，與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批魯迅研究學者，一起奠定了魯迅學的基礎。周曉明的專著《多源與多元：從中國留學族到新月派》，在國內開啟了從教育史和留學史角度跨學科研究現代中國文學及社團流派的先例。王又平的專著《新時期文學轉型中的小說創作潮流》一書，以80——90年代文學發生轉型以來最具代表性的創作潮流為研究對象，清晰深入地揭示出它們的來龍去脈及思想和藝術的主要特點，重點解析了文學轉型中諸多新的寫作策略、話語構型、技巧技法，在此基礎上對於一些重要的文學和文化理論問題，如關於泛政治意識形態、世紀末的現實主義非經典化運動、反史詩性寫作、“後之後”的人文精神建構等，提出了一係列富於創見的觀點。許祖華的專著《五四文學思想論》（華中師範出版社2002年版）以一個較為完整的體係，運用“史”與“論”結合的方法，全麵描述和論證了“五四文學思想”的本體特征、價值內容以及豐富多彩的曆史麵貌，特別是關於五四文學思想的四種基本理淪形態的觀點，提出了富於創新度的新視角與新觀點。吳建波關於曹禹研究的係列論文是新時期曹禺研究的重要收獲，這裏選的兩篇文章寫於80年代後期，當時傳統的社會曆史批評已經從重政治革命轉向重文化、重人性分析，他對周樸園、仇虎形象的解讀還原了人物的複雜內涵，尤其是對心理學方法的嫻熟運用，工具和對象高度契合，又顯示出作者藝術體驗功夫之深、理性分析表述之精準，使曹禺的人物在闡釋中獲得了新的意義。無怪乎當時有日本學者評價他和國內的幾個年輕學者代表了曹禺研究從傳統的研究模式向文化與心理學派的轉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