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對梁實秋的曆史觀作全麵的描述，並不是本文的任務，再說他的曆史觀的陰陽交錯，良莠混雜，其影響和理論價值也不是太大。他之所以引起我的興趣，主要有兩方麵的原因，第一，由此可以透視他的人性論與天才論的意義，還有一點就是通過他的曆史觀與價值觀的矛盾，可以透視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以及由此構成的心態。我們知道，中國傳統文化的體係，從其特點來看，主要是價值化的體係和倫理化的體係。中國的智者們，仿佛天生就是道德君子，他們論說任何對象，不管是人還是物，都無意於探討其本體內容，回答他或它是什麼，而是著力描繪其作用和價值。如關於“道”，道究竟是什麼？有什麼本體規律或規範，中國的智者們從來就沒說清楚過，也似乎是不屑於解說，但是，對道的價值和作用，其解說不僅汗牛充棟，且流暢生動：“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柝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裹天地”，它無處不在，也無所不能，但就是抓不著，說不清。同時，中國的智者不僅熱衷於解說對象的價值，構造價值論的體係，而且，還熱衷於“直觀類推”，將對人和物的解說一起納入倫理範疇，賦予其“價值論”極明顯的“實踐理性”。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梁實秋，似乎也未能“脫俗”，他在解說少數領導人與曆史的價值關係時，其思維也是順著倫理化的軌道運行的，他所說的領導人的“仁慈”、“強毅”、“殘暴自私”大都屬於倫理範疇，而正是這些倫理範疇的品質，決定他們對曆史的不同價值，其直線關係為：仁慈者，使國家興，文化盛；殘暴自私者，使國家亡，文化衰。撇開這些判斷的科學與不科學，單從梁實秋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聯係看，我們可以發現，正是這種從倫理的角度進行的判斷，使他的曆史觀在與價值觀相矛盾的同時，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愚蠢的唯心化，從而也使他的曆史觀與他的人性論、天才論在理論和邏輯上統一起來，構成了一個雖充滿矛盾，又能自如運轉的係統。這不能不說是他的“剪不斷的眷戀”的積極的報償，盡管這種積極性非常有限，但畢竟有勝於無。
當我們的眼光從梁實秋的曆史觀轉向他的文學觀與文學創作時，這種“雙重眷戀”所帶來矛盾就更突出了，其意味也顯得更深了，隨便就可舉出一串例子。
一方麵，他認為“普遍的人性是一切偉大作品之基礎”（梁實秋《文學批評辯》），而人性又是“沒有時間的限製和空間的區別”（梁實秋《書評兩種》）的，那麼順理成章的是，文學也應是並無新舊可分，亦無中外之異了。可是，另一方麵，他又認為文學雖無“新舊之分”，卻有“中外可辨”，用一個矛盾判斷，自我否定了建立在超空間的人性基礎上的文學的超空間性。造成梁實秋在這一問題上矛盾的原因，既有方法論的原因，也有認識方麵的原因。從方法論方麵看，梁實秋談文學的永久性、無區別性是從一個絕對肯定判斷出發的：人性是永久的，無區別的，那麼文學也當如此。而我們知道，任何絕對的肯定與否定，都無法涵蓋全部相對存在的事實與現象，一旦懸定一個絕對前提並展開推理，必然會被一些或個別相反的實例所阻攔而無法自圓其說，梁實秋關於文學的永久性、無區別性的推理也不會例外。從認識方麵看，梁實秋作為一個融通中西的文人學者，他對中西文學的了解可謂是全麵的。正因為他熟識中西文學的事實，他當然就不能不發現這兩種文學在風格、內容、形式、意象等方麵的差異。比如杜甫的詩與莎士比亞的詩（這兩大泰鬥的詩，梁實秋是特別熟悉又特別喜愛的），固然都寫了人性，但是人性的內容卻是很不相同的。在西方文化環境中形成的莎士比亞的人性具有西方文化的色彩和海洋般的‘“紫光”；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產生的杜甫的人性，則更多中國文化的色彩和龍的氣息。如此鮮明的人性差異，如此對比強烈的不同文化特色，對於像梁實秋這樣知識淵博的學者，他不可能睜著眼睛說瞎話；更何況，作為一個紳士，一個以傳統人格為人格的文人，他也不能不正視中西文學本身的差異。所以，盡管從他自己的文學理論係統出發，他不願意承認基於超時間、超空間人性之上的文學會有區別，但文學的事實和他自己的中外文學的知識，又迫使他不能不作出“二難選擇”。他的不幸在這裏，矛盾在這裏，他的榮幸也恰恰在這裏。他雖然使自己的理論出現了自相矛盾，但到底維護了自己學識的真實性。他當然是痛苦的，但痛苦是必然的，也是值得的。
這種“二難選擇”的矛盾和痛苦，在他論作品的格調與作者的人品時，也同樣存在。他認為，作品的格調與作者的人品是一致的，至少是有密切關係的。他在《四君子》一文中談中國畫時曾說過一段文辭雅潔、風神飄逸的話：“我年事漸長，慢慢懂了一點道理，四君子並非是浪搏虛名，確是各有它的特色。梅，剪雪裁冰，一身傲骨；蘭，空穀幽香，孤芳自賞；竹，篩風弄月，瀟灑一生；菊，淩霜自得，不趨炎熱。合而觀之，有一共同點，都是清華其外，澹泊其中，不作媚事之態。畫，不是純技術的表現，畫的裏麵有韻味，畫的背後有個人。畫家的胸襟風度不可避免的會流露在畫麵之上。我常以為，唯有君子才能畫四君子，才能恰如其分表達出四君子的風骨。藝術，永遠是人性的表現。唯有品格高超的人才能畫出趣味高超的畫。”可是，在他評亂倫的時候，卻又對自己所認可的作品與人品的一致的理論，提出了反證。他在《拜倫》一文中說，拜倫有“許多的醜聞”，“他和無數的情人繾綣，包括他自己的異母所生的妹妹在內”。
從這裏看，拜倫的人品既不合道德，也談不上高尚。然而，梁實秋仍然對拜倫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因為，他認為“文人名士，主要的是靠他的作品的質地。拜倫的詩好像是為他自己的盛名所掩”，不是被他的“醜聞”所掩。這無疑又否定了梁實秋自己所認可的“唯有品格高超的人才能畫出趣味高超的畫”的觀點，將人品與作品的關係“二元”分離了。造成這種矛盾的原因，仍是他的“雙重眷戀”與雙重智慧。從傳統的中國文論出發，在中國藝術的園地漫步時，他的思維似乎是順著人品與作品的既定軌道運行的。高格的人品產生高格的作品，這是中國傳統文論最基本的評論模式之一。深受傳統文化之恩的梁實秋，天性裏就印上了傳統文論的這種模式，加之麵對傳統的中國藝術，又身臨其境，所以，無論是潛意識，還是顯意識，都自然被中國傳統的批評思想和模式所左右，批評也就順暢地沿著這種思想和模式向前流動，得出並行不悖的判斷。這容易為人理解和接受。但是，人是複雜的，文學藝術也是千姿百態的，特別是當審視的對象變了，環境氛圍也不一樣時，人的心態也會發生變化。當梁實秋漫步西方園地時，特定的對象和特定的藝術氛圍又使他的心態自然地傾向西方文學的批評標準與原則，盡管這些標準與原則，在許多方麵與中國傳統的批評標準是一致的，不過，特定的對象使他隻能選擇那些能幫助他順利解說對象特點的理論，身處這種境地，他當然不會再按中國傳統文論的批評模式，在拜倫的人品與作品之間架構相應的“關係橋梁”，而隻能選擇注重本體論的西方文論，將人品與作品的關係分開，而著力於作品本體價值的分析，隻有這樣，才能有效、客觀地解說拜倫作品的曆史與美學價值，而不至於難以自圓其說。他的確是如此做了，也順利地達到了自己的目的。但是，從他對拜倫的整個評論來看，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是何等地煞費苦心，又是何等的小心、謹慎。他既不願意否認拜倫作品的價值，又不願回避拜倫的放蕩的、不合道德的生活事實，於是，隻好吞吞吐吐，閃爍其詞，一會兒用“據說”來陳述“似乎”有，一會兒又引用別人為拜倫辯護的文章，增加這種懷疑，實在無法回避了，就幹脆舉起他的“人性論”做擋箭牌，向人昭示”亂倫的事無需多加渲染，甚至基於隱惡揚善之旨對於人的陰私更不要無故揭發”。他的確是煞費苦心。從這種“苦心”中，我們可以看到，雙重智慧對梁實秋擺脫困境確有幫助，但又常常使他多麼難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