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輝
在餘光中的散文批評中，“知性”和“感性”這一組概念，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綜觀餘光中的散文批評，“知性”和“感性”幾乎出現在他的每一篇批評文章中。當談到散文作品和作家時，他頻繁地使用“知性”和“感性”來作為評價或衡量一篇作品和一個作家優劣好壞的標準。
要想全麵理解餘光中所謂的散文的“知性”和“感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從餘光中的批評文字中可以看出，他起初提出“知性”和“感性”時，帶有很大的隨意性，並沒有特別的界定，有些近似於我們常說的“議論”和“抒情”。如，他曾說過“《前赤壁賦》美得像詩，但是感性之中有知性，並不‘純情”’，以此說明“好散文往往有一種綜合美，不必全是美在抒情”。隨著他越來越頻繁地用到“知性”和“感性”，並常常有意以此作為衡量散文優劣的重要標準，他筆下的“知性”和“感性”的內涵也就越來越複雜了，往往是在不同的文章中、不同的場合下有不同的偏重和所指。所以有研究者認為，他的批評文章更像是一位文學家的經驗之談，而不像一個理論家的科學界定。這也可以說是他的散文批評的一大特色。但這並不影響我們對餘光中意圖的理解，而他的不法常規，還往往使他的理論有超出常說的地方。
餘光中1994年寫的《散文的知性與感性》一文，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散文批評文章，也是他對散文中的“知性”和“感性”的一次總闡發。文章開門見山即說：“文學作品給讀者的印象，若以客觀與主觀為兩極，理念與情感為對立，則每有知性與感性之分。”可見，餘光中認為作品中存在有“知性”或“感性”的分別首先是由於它們給人的感受不同：“知性”表現為“客觀”的“理念”的；而“感性”表現為“主觀”的“情感”的。顯然，這一分別還隻是一種習見的、籠而統之的說法。在接下來的分析中，餘光中花了很大的氣力想把散文中的“知性”和“感性”說得更為具體。
“所謂知性，應該包括知識與見解。知識是靜態的，被動的，見解卻高一層。見解動於內，是思考，形於外，是議論。”又說：“散文的知性該是智慧的自然洋溢，而非博學的刻意炫誇。”在這裏，餘光中所說的“知性”，至少包括了我們平時所說的“知識性”、“思想性”、“智性”乃至“悟性”，已不再隻是局限於“客觀”了。“至於感性，則是指作品中處理的感官經驗；如果在寫景、敘事上能夠把握感官經驗而令讀者如臨其境，如曆其事，這作品就稱得上‘感性十足’，也就是富於‘臨場感’（senseofimmediacy）；”又說：“知性的散文，不論是議論文或雜文，隻要能做到聲調鏗鏘，形象生動，加上文字整潔，條理分明，則盡管所言無關柔情美景或是慷慨悲歌，仍然有其感性，能夠感人，甚至成為美文。”“因此感性一詞應有兩種解釋。狹義的感性當指感官經驗之具體表現，廣義的感性甚至可指：一篇知性文章因結構、聲調、意象等等的美妙安排而產生的魅力。”可見，餘光中所認為的“感性”，不僅包括寫景、敘事中抒發的主觀情感，而且還包括由於語言和寫作技巧得當而產生的藝術美感。尤其是後一點，是餘光中散文批評中很有特色的地方，也可以說是他的創見。他在很多場合都試圖闡明，好的“語言本身就已形成一種感性係統了”。
可見，餘光中筆下的所謂“知性”和“感性”的含義是十分複雜的。而在實際的運用中，其內涵和外延各不相同，各有偏重。如果沒有特別的強調，他所說的“知性”和“感性”一般類同於我們常說的“理”和“情”，但意義要更寬泛一些，要根據具體情況而定。
餘光中承認，大多數的散文都是既有知性又有感性的，純感性或純知性的散文是非常少的。比如，在我國，由於傳統文學觀念的影響，純感性的散文少之又少，且大都“難脫曆史的背景”；而像韓愈的《原道》、《師說》等文章，“討論的都是抽象的理念，可謂之純知性的散文”，卻也免不了帶有作者的人格和情感。所以，好的散文，往往是“知性之中含有感性，或是感性之中含有知性，而其所以出色，正在兩者之合，而非兩者之分”。那麼，怎樣的“兩者之合”才能構成一篇好的散文呢？
簡單說來，就是“相濟”。亦即餘光中所謂“文章的風格既如人格，則亦當如完整的人格，不以理絕情，亦不以情蔽理，而能維持情理之間的某種平衡，也就是感性與知性的相濟”。“知性”與“感性”怎樣的比例搭配才是好的“相濟”，這其中又有非常複雜的情況。從他的散文批評中，我們找不到進一步的明確的說明。看來連文學感覺敏銳的餘光中，也很難在其中劃出一個絕對的標準。但我們仍然可以從他對不同類型散文的批評或肯定中，來探討餘光中理想的散文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