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努亞·阿契貝
切努亞·阿契貝（Chinua Achebe，全名Albert Chinualumogu Achebe, 1930—）是尼日利亞用英語寫作的最優秀的小說家、批評家和詩人，有“非洲小說之父”之稱。阿契貝出生於尼日利亞東部伊博族的村落中，其父為牧師，從小受到英語教育。1953年，他獲倫敦大學學士學位，後在英國廣播公司學習播音，1961年任尼日利亞廣播公司對外廣播部主任。內戰期間，曾出任比夫拉（Biafra）政府官員，戰後成為尼日利亞大學高級研究員，並在國外多所大學講學，榮獲三十多個榮譽博士稱號。自20世紀50年代起，阿契貝就活躍於尼日利亞文壇上，成為當時新文學運動的領軍人物之一，倡導從部落口頭傳統中汲取營養，同時麵向尼日利亞處於激變中的社會現狀寫作。在實踐這一創作理想的同時，阿契貝也積極投身國內的社會和政治生活，努力推進尼日利亞的文化事業。1962年他開始主編《非洲作家叢書》，將非洲作家的聲音推向世界。1971年創辦尼日利亞新文學雜誌《奧基凱》（Okike），1984年又創立雙語雜誌Uwa ndi Igbo，為伊博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此外，他還在多家出版社和刊物擔任職務，是國內外多種協會的成員，並於1999年出任聯合國人口基金的親善大使。阿契貝現已發表二十多部小說、詩歌和文集，發表的小說有《瓦解》（Things Fall Apart, 1958）、《動蕩》（No Longer at Ease, 1960）、《神箭》（Arrow of God, 1964）、《人民公仆》（A Man of the People, 1966）、《薩瓦納的蟻丘》（Anthills of the Savanna, 1987），詩集《當心啊，心靈的兄弟》（Beware, Soul Brother, 1971）、《比夫拉的聖誕節及其他》（Christmas at Biafra, and Other Poems, 1973），文集《創世日的黎明》（Morning Yet on Creation Day, 1975）、《希望與阻礙》（Hopes and Impediments, 1988）、《尼日利亞的問題》（The Trouble with Nigeria, 1983）、《家園與流亡》（Home and Exile，2000）以及兒童讀物和短篇故事集等。阿契貝的作品被譯成多種文字，並獲得多個國際獎項，鑒於其卓越的貢獻，1987年，尼日利亞政府授予阿契貝知識界最高榮譽“尼日利亞國家貢獻獎”。
作為一名親曆非洲殖民曆史的作家，阿契貝不可避免地置身於雙重文化的影響下，如他本人所說，他成長於“文化的交叉路口”：一方麵是宗主國滲入殖民地家庭的基督教文化，而另一方麵是被壓製和邊緣化的非洲本土傳統，如果說殖民經驗勢必造成殖民地人民所特有的分裂意識，那麼對作家而言，異質文化的衝突也賦予他開闊的視野和寫作經驗，使之在洞悉殖民主義實質的同時獲得敏銳的本土文化意識和深刻的民族認同感。殖民問題始終居於阿契貝的創作中心，其五部小說猶如一副全景式的曆史畫卷，展現了尼日利亞的殖民地曆史、殖民前生活以及後殖民的社會現狀。阿契貝發現自己在學校時所讀的所謂“非洲文學”讀本，基本上屬於歐洲人書寫非洲的類型，如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的《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 1899）、喬伊斯·卡裏（Joyce Cary, 1888—1957）的《約翰遜先生》（Mr.Johnson, 1939）等。這些作品充斥著歐洲中心主義的偏見，將非洲描述為蠻荒原始的大陸，將黑人刻畫成愚蠢、落後、荒淫的野蠻人形象。例如《約翰遜先生》裏的黑人對白人統治者俯首帖耳，甚至心甘情願讓主人殺死自己。正如後殖民主義學者分析的，包括文學作品在內的一整套殖民話語將非洲定義為西方的“他者”，是“野蠻”和“低劣”的代名詞，有待歐洲文明的拯救，而土著人民則是有待教化的族類，歐洲的權威和歐洲人的正麵形象也由此建立起來（參見Lois Tyson, Critical Theory Today: A User-Friendly Guide.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9, pp.366—369。）。殖民話語不僅合法化殖民者的侵略行徑，而且造成了殖民地人民的自卑心理，認為自己的文化曆史毫無值得稱道之處，甚至誤以為非洲大陸根本沒有文明和曆史可言。阿契貝在題為《非洲的聲音》的訪談中也指出：“在歐洲與非洲接觸的過去的四五百年間，產生了這樣一類文學，極力貶低非洲，以聳人聽聞的言辭描述非洲人，其目的正是為奴隸貿易和奴隸製辯護。”（Katie Bacon, “An African Voice” ［Interview with Chinua Achebe］ Interviews: Atlantic unbound 2 Aug. 2000. The Atlantic Online, 2000. http：//www.theatlantic.com/unbound/interviews/ba2000-08-02.htm）他認識到，非洲人隻有發出自己的聲音，由自己來講述故事才能扭轉這一局麵。《瓦解》以及係列作品正是對以《約翰遜先生》為代表的文學類型的回應，是對殖民話語的有力抨擊，旨在顛覆殖民文學塑造的非洲和非洲人形象，重新樹立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豪感。
這裏對《瓦解》稍做評析，以明確阿契貝如何通過寫作實踐對殖民主義的批評。該小說已經成為非洲文學的經典之作，至今已被譯成五十多種文字，它以19世紀末英國殖民勢力入侵非洲伊博族村落的曆史為背景，表現了白人殖民者與伊博族本土文化的衝突。小說標題出自愛爾蘭詩人葉芝（W.B.Yeats, 1865—1939）的詩歌《第二次降臨》（“The Second Coming”, 1921）中的詩句“一切都破碎了，中心保持不住”（Things fall apart; the centre cannot hold）。它頗似一部曆史風俗小說，作家以細致的筆觸勾勒了以烏穆奧非亞村（Umuofia）為代表的非洲部落生活風貌，再現了村民的風俗、儀式、信仰、語言風格、社會機製以及部落傳統的方方麵麵；然而，隨著殖民勢力的入侵，歐洲人帶來了他們的基督教義和殖民政府，於是，古老部落的習俗被一一廢除，原有的監獄也被改造，麵對異質文明的衝擊，整個部落陷入了混亂狀態，傳統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信仰體係都走向了崩潰和瓦解的境地。這也正是標題“瓦解”的寓意。小說傳達的信息很明確，歐洲人入侵之前的非洲並非是蒙昧未開的蠻荒之地，殖民主義者也並非像他們自詡的那樣，以文化傳承者的身份將文明之光引入這片黑色大陸，他們的到來不過是白人基督教文明壓製原住民豐富獨特的傳統文化，毀滅其原有的生活方式而已。再者，阿契貝也成功地塑造了村落首領歐康克沃（Okonkwo）這樣一個黑人形象，他剛毅、勇猛、情感豐富，恪守自己的信條，也不乏人性的弱點，屬於典型的悲劇式的英雄，而絕非白人描寫的那種“欲望強烈、頭腦簡單的暴戾的野蠻人”，由此有效修正了歐洲作家筆下臉譜化的黑人形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小說的語言。和後來的一些非洲作家不同，阿契貝堅持使用英語寫作，而不是使用本土語言作為抵製殖民文化的方式。阿契貝的這一選擇有其明確的政治目的，因為在當時而言，他認為作家的首要任務是批判並修正殖民文學對於非洲的歪曲和虛構，故其小說針對的讀者首先應該是西方人。但阿契貝又成功地運用了語言策略，使小說語言在用於交流目的的同時又轉化為一種內在的抵製模式。作家不僅將伊博詞彙直接融入小說文本，而且還隨處引用伊博諺語、部落傳說和歌曲等，使英語帶上了伊博語的節奏和韻味，同時也使小說散發出濃鬱的本土文化風格，由此使讀者深刻意識到，非洲人不是沉默或沒有語言的他者，他們不僅具有複雜多樣的語言，而且在漫長的曆史變遷中以自己的語言寫就了屬於本民族的敘事模式和整套話語體係。
在後兩部小說《動蕩》和《神箭》中，阿契貝繼續圍繞尼日利亞的殖民曆史探討了殖民活動給當地帶來的變化以及殖民地民眾所麵臨的種種困惑和挑戰，如傳統的失落、新舊價值的衝突、身份認同危機等。例如，《動蕩》可以看作是《瓦解》的續集，小說以獨立前的尼日利亞為背景，以歐康克沃的孫子歐比·歐康克沃（Obi Okonkwo）為主人公，追溯了主人公個人悲劇的曆史成因。研究學者尤斯塔斯·帕默（Eustace Palmer）如此評論道：“《動蕩》探討的是尼日利亞新一代的困境，他們在西方世界接受教育，由此很大程度上割裂了與傳統社會的根脈聯係，然而返鄉後他們卻發現傳統的力量依然強大，因此無助地陷入新與舊的衝突之中。”（轉引自 “Chinua Achebe: Overview.” Post Imperial and Post Colonial Literature in English. Ed. George Landow. Brown University. http：//www.scholars.nus.edu.sg/landow/post/achebe/achebeov.html）阿契貝不僅關注殖民化過程對本土文化和生活的影響，1963年尼日利亞獨立後，他也始終懷抱深沉的公民責任感，叩問國家和民族的良知，為動蕩的政治局勢、社會痼疾、民族文化以及民眾教育等問題大聲疾呼，小說《人民公仆》和《薩瓦納的蟻丘》正是對尼日利亞後殖民狀態的反思和探索。《人民公仆》以獨立後的尼日利亞為背景，通過新舊兩派政治人物的衝突揭示了尼日利亞混亂的政治局麵，探討了價值體係失衡與政治腐敗欺詐間的關係。《薩瓦納的蟻丘》是繼《人民公仆》之後又一部描寫軍事政變的小說。作家虛構了一個獲得獨立的非洲國家康根（Kangan），以多重視角將個人命運與社會狀況相映襯，探討了非洲國家麵臨的後殖民困境，尤其是腐敗的獨裁統治問題。新獨立的非洲國家擺脫殖民統治後，卻發現以前對於獨立寄寓的夢想和憧憬漸漸黯淡，新掌權的政府逐漸脫離民眾，陷入內部爭鬥和新的獨裁統治中去。可以說，這兩部小說為後殖民狀況的研究提供了最直接的素材。值得一提的是，作為一名“後殖民”作家，阿契貝在肯定民族文化、努力建構非洲正麵形象的同時，也在積極思考前殖民地國家獨立後的發展方向。他從不美化非洲的前殖民社會狀況，在肯定本土文化的同時，主張正視殖民活動帶來的變化和挑戰。作家深刻地意識到，在新獨立國家力圖把自己納入全球經濟體係的過程中，激進、狹隘的民族主義論調和極權政治傾向都是危險的，因為這些論調和傾向勢必會阻礙國家變革和國際合作的進程。
阿契貝也是一位眼光犀利的批評家，在文章和訪談中，他多次就殖民主義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批評，並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後殖民主義批評（本文在寬泛的意義上使用“後殖民主義批評（postcolonial criticism）”一詞，既指對與殖民活動相關的文學作品的批評研究，也指對殖民主義和反殖民主義話語運作機製的研究。）方法。《非洲的一種形象：康拉德〈黑暗的心〉中的種族主義》（“An Image of Africa: Racism in Conrad'sHeart of Darkness”）就是一篇著名的後殖民主義批評文章，最初為阿契貝1975年在馬薩諸塞大學的演講。《黑暗的心》自1899年問世以來已被經典化，阿契貝是最早就種族問題對該小說進行批評的作家。在該文中，他毫不客氣地把康拉德稱為“徹頭徹尾的種族主義者”（Chinua Achebe, “An Image of Africa: Racism in Conrad's Heart of Darkness”, Hopes and Impediment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Doubleday, 1989, p.11.），認為康拉德的種族主義才真正是小說所謂的“黑暗的心”。他指出，康拉德在小說中把非洲描述為“他者的世界”，即把非洲視為歐洲的陪襯物，一個遙遠而又似曾相識的對立麵；也正是在非洲的參照下，歐洲本身的優越性才能夠呈現出來。盡管康拉德謹慎地使用了多重敘事框架，“使自己與故事的道德世界層層隔離開來”（同上書，第9頁），但阿契貝認為作家本人的經曆以及文本中的證據足以證明“康拉德雖稍有保留，但……似乎讚同馬洛（Marlowe）的觀點”（同上書，第10頁）。阿契貝承認康拉德受自由主義思想影響，但白人與黑人的平等問題仍是其小心避開的雷區，對於黑人他絕不使用“兄弟”一詞，“'親戚'（kinship）在他算是最親熱的稱呼了”（同上書，第11頁）。再者，他也承認，非洲隻是該小說的場景和背景，因此非洲不是作為人的因素出現的，但這顯然不能成為作家種族主義傾向的托詞，阿契貝尖銳地反問道：“將非洲降格，使之成為一顆微不足道的歐洲頭腦崩潰的道具，難道沒人看出這其中荒謬的傲慢意味嗎！”（同上書，第12頁）他進而指出：“這還不是問題的關鍵。問題的關鍵在於這種持續多年的態度助長並且還將助長將非洲和非洲人非人化（dehumanization）的做法。”（同上書，第12頁）換言之，在歐洲優越心態的影響下，文學作品中的非洲和非洲人形象實際上是缺席的，至多隻是一種陪襯品。由此，阿契貝質疑，“一部宣揚這種非人化的小說，一部把人類的一個群體非人格化的小說，能否被稱之為偉大的藝術作品？”（同上書，第12頁）當然，我們不能因為作家意識形態上暴露出來的某些問題而徹底否定小說的藝術價值，但該論文的確為康拉德研究和後殖民主義批評實踐貢獻了重要視角。
本書所選的《殖民主義批評》（“Colonialist Criticism”）則側重於殖民主義話語研究。阿契貝這裏所謂的殖民主義批評指的是受殖民主義思想影響的一種批評模式或傾向，作者詫異地發現，盡管寫作該文時大部分前殖民地國家已獲得獨立，然而時至20世紀70年代，殖民主義話語仍活躍在某些西方文學批評學者的文章中，即西方文明與非洲蒙昧的相對立的思維模式，或者說，一種延續至今的歐洲中心主義觀念。阿契貝尤其分析了西方批評家一再稱道的文學的“普遍性”（universality），指出在他們看來，優秀的非洲文學必須超越非洲狹隘的區域觀念，獲得一種普遍性。然而，問題的症結是他們所謂的“普遍性”的真正含義仍然是“西方性”，而非普遍的人性，所以，一種隱含的荒唐邏輯就是英美作家的作品自然具有普遍意義，而非洲作家“必須努力達到普遍性”（699）。顯而易見，這種“普遍性”實際上仍是一種偽裝的歐洲中心主義。阿契貝寫道：“我希望完全禁止在非洲文學評論中使用'普遍性'這個字眼，直到有一天，人們不再把它用作狹隘利己的歐洲地方主義的同義詞，直到他們拓展視域容納整個世界。”（699）阿契貝尤其批評了少數非洲作家試圖淡化非洲黑人性，向所謂的普遍性靠近的傾向，也反駁了小說作為西方藝術形式而不能為非洲作家所用的觀點，激勵非洲作家和批評家做出努力，為世界文化貢獻自己獨特的禮物。
作為一名具有強烈使命感的作家，除殖民主義外，阿契貝還就非洲文學、黑人作家的使命以及文學的功用等問題發表了深具影響力的看法。他繼承了伊博傳統文化的信念，認為任何好的故事、好的小說都應該有寓意，因為在伊博族的口頭文學傳統中，故事和神話都是為人服務的；歐洲和非洲藝術的區別，在他看來，前者或許崇尚“為藝術而藝術”的信條，而後者總是作為社會和生活的有機部分存在。因此，文人藝術家必須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關注現實，甘願充當國家民族的道德良心。例如，在《新生國家中的作家職責》（“The Role of the Writer in a New Nation”，1964）一文中，他強調作家的職責是通過對曆史的回顧幫助非洲人民尋回尊嚴，而不是像有些作家認為的那樣，在民族獨立後立刻拋開曆史，隻麵向現在寫作。1965年他發表了題為《作為教師的小說家》（“The Novelist as Teacher”）著名文章，明確指出自己創作小說的目的，強調了藝術的教化功用。他寫道，身為小說家，他心目中的革命就是“幫助我所在的社會重新堅定對於自身的信心，拋開長年形成的自輕自賤的心理情結”，認為任何“作家都不應推卸必然要完成的再教育和精神重生任務”，藝術固然重要，但教化民眾的使命同樣重要，兩者應是密不可分的（Chinua Achebe, “The Novelist as Teacher”, Hopes and Impediment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Doubleday, 1989, pp.40—46.）。在半個多世紀的寫作生涯中，阿契貝始終堅持一名知識分子的良知，針砭時弊，直言真相，敢於和一切強權抗爭。2004年，為抗議奧巴桑喬（Obasanjo, 1937—2005）總統統治下的國內現狀，他拒絕領取尼日利亞政府頒給他的一個重要獎項，並給總統寫了一封兩頁長的信，在信中他說：“現在尼日利亞在你統治下的狀態太危險了，我不能保持沉默，必須以拒絕領獎的方式表明我的失望和抗議。”（陸明《非洲名作家拒領政府獎》，《東方早報》，2004年10月21日，http：//www.xmwb.com.cn/xwzx/whyyyl/t20041021259980.htm）的確，阿契貝以自己睿智、才華和勇氣贏得了他在非洲乃至世界文壇的地位。
思考題
1. 阿契貝在這篇文章著重談到西方學者表現出的一種批評傾向，即他所謂的“殖民主義批評”（colonialist criticism），請分析“殖民主義批評”的實質。
2. 阿契貝指出，西方批評家往往把“普遍性”作為衡量非洲優秀作家作品的標準，談談阿契貝對“普遍性”的批評。
3. 克瓦米·安東尼·阿匹亞（Kwame Anthony Appiah）認為阿契貝為第一代非洲現代小說家的代表，而雅波·歐洛格姆（Yambo Ouologuem）則屬於第二代非洲小說家，試比較這兩位作家創作關注及策略的異同。
Colonialist Criticism
Chinua AchebeWHEN MY FIRST novel was published in 1958 a very unusual review of it was written by a British woman, Honor Tracy（歐娜·特蕾西（Honor Tracy, 1913—1989）：為英國女作家Lilbush Wingfield的筆名，曾長期擔任駐外記者，以遊記類作品著稱，其中以Winter in Castille（1974）最廣為人知；她也從事小說創作，常針砭英國與愛爾蘭的關係以及愛爾蘭自身的問題，具代表性作品有The Straight and Narrow Path （1956）, The Quiet End of Evening （1972）, The Ballad of Castle Reef （1979）等。）, who is perhaps not so much a critic as a literary journalist. But what she said was so intriguing that I have never forgotten it. If I remember rightly she headlined it “Three cheers for mere Anarchy！” The burden of the review itself was as follows: These bright Negro barristers ... who talk so glibly about African culture, how would they like to return to wearing raffia skirts? How would novelist Achebe like to go back to the mindless times of his grandfather instead of holding the modern job he has in broadcasting in Lag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