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1954年赴蘇聯留學的，就讀於列寧格勒（今聖彼得堡）大學曆史係。時光飛逝，距今已半個世紀。然而往事並不如煙，大學時代學習和生活情景至今尚曆曆在目。
在萬裏之外的異國他鄉求學確非易事，如果說冬日零下二三十度的嚴寒以及以肉類為主的飲食尚可對付的話，那麼語言上的障礙和夜以繼日的繁重學習一開始便壓得人喘不過氣來。所幸在為祖國和人民學習的崇高精神鼓舞下，我和同班的中國同學最終還是克服重重困難，很好地完成了學習任務，回國後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盡心盡力，作出了應有的貢獻。至今我還經常回憶起那一段難忘的歲月，把通過外語去掌握一門科學的艱辛深藏在自己的心中。
列寧格勒大學位於俄羅斯的西北端，瀕臨波羅的海，長期受凝重的歐洲文化的熏陶，彙集了來自俄羅斯知識界的精英。而其曆史係早就以研究法國史而享有世界性的聲譽。法國大革命史的專家卡列也夫（Н.И.Кареев）、卡瓦列夫斯基（М.М.Ковалевский）和盧企茨基（И.В.Лучицкий）都曾在此任教，而比他們稍後的另一位法國史權威達爾列（Е.В.Тарле）也曾在這裏工作過。
列寧格勒大學曆史係的教師們繼承了這一光榮傳統，當時教授中世紀史的專家柳勃林斯卡婭（А.Д.Люблинская）便是引導我進入這一科學殿堂的啟蒙老師。她對法國中世紀社會，尤其是對城市生活所作的極為生動的描述，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我對作為西歐文明中心的法國心向神往，夢牽魂係。
當時在列寧格勒大學曆史係開法國史選修課的還有專事研究“忿激派”的法國大革命史專家紮赫爾（Я.М.захер），從20世紀70年代起，在列甫年科夫（В.Г.Ревунеков）教授的領導下，列寧格勒大學研究法國大革命的傳統得以繼承和發揚。
從1955年起，我開始學習法語，隨後又把法國史作為選修的專業。畢業論文的題目為“法國人民和西班牙內戰（1936—1937）”，涉及法國現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我涉足法國史研究的最初的嚐試。1959年我回國時，將論文的手稿帶了回來，可惜在“文革”期間已付之一炬。
俄國人早就為法國的文明所傾倒，十月革命前，法語在俄國上層社會中十分流行，法國的文學、音樂、藝術一向被視為一種時尚。因此俄國學者對法國的了解是非常全麵的，可說是旁觀者清，而且經常解析得入木三分，發人深省。我最初正是借助於俄語，借助於俄國學者的著作去了解法國，去熟悉法國曆史的。因此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我使用了相當多的俄文資料，這是不足為怪的。
回國後不久，隨著中蘇關係的日益惡化，從“老大哥”那裏來的書籍也越來越少。於是英國史學家和美國史學家有關法國史的論著便很自然地成為我繼續研究法國的依托。對於美國史學家的著作我實在不敢說什麼恭維話，然而經曆過諾曼人統治和百年戰爭風風雨雨的英國人對海峽之隔的鄰國卻有著相當深刻的了解，出自英國學者筆下的有關法國史的論述都相當精辟，令人信服，因此在本書中英文資料也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