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看到這種情況，及時地給胤禩集團以棒喝。在複廢太子的當年十一月，康熙出外打獵，住在京北的遙亭，胤禩因生母的兩周年忌辰出京祭祀，完畢後住京北的湯泉，卻不前往行在請安，隻派人送去將死的鷹，並說他即將回京。康熙見狀，認為這是故意藐視自己，十分震怒。為此對他大加指責他，說“不孝不義”，與鄂倫岱、阿靈阿等結成黨羽，密行奸險。康熙把胤禩與胤礽作了比較，說“二阿哥悖逆，屢失人心；胤禩則屢結人心，此人之險百倍於二阿哥也”。康熙看得很準確，也正因為如此，不喜歡胤禩廣結人心圖儲位，更擔心他篡位，心情很是不安地說：胤禩“黨羽甚惡，陰險已極，即朕亦畏之。”他害怕胤禩搞逼宮，說“朕恐後日必有行同狗彘之阿哥，仰賴其恩，為之興兵搆難，逼朕遜位而立胤禩者”。他表示：“若果如此，朕惟有含笑而歿已耳”。他意識到胤禩的能量大，必須認真對付，給予打擊。胤禩的奶公雅齊布夫妻，本被充發邊遠之地，恃勢潛藏京城，康熙早就知道，這時派人回京捉拿正法。五十四年（1715）正月，以胤禩“行止卑汙，凡應行走處俱懶惰不赴”的罪名，停發他及其屬下護衛官員的俸銀俸米。康熙以此表明，廢胤礽，不是要立胤禩，他不符合儲君的標準。
胤禩集團仍然加緊活動，他們越活動，越引起康熙的警惕，越要打擊胤禩。康熙於五十四年（1715）十一月，將胤禩門客何焯的翰林院編修、進士、舉人盡行革除，罪名之一是他把當今的文章比作萬曆末年的文字，侮辱了聖朝。康熙還在胤祺給何焯的信上批道：“八阿哥與何焯書，好生收著，恐怕失落了”。把它看作是胤禩的罪證，處分何焯，實際是給胤禩難堪。次年九月，胤禩得了傷寒病，大有離世之態，這時康熙正從熱河啟駕返京，準備去西郊的暢春園。康熙早年就給幾個兒子賜了花園，大都在暢春園附近。而胤禩的園子，就在從熱河到暢春園的必經路上。康熙在未到暢春園之前，旨令給料理胤禩病務的胤禛、胤，“將胤禩移回家中之處，著諸皇子議奏”。胤禛接旨後便要將住在賜園內的胤禩移回城裏府中。胤禟不同意，憤怒地說：“八阿哥今如此病重，若往家中，萬一不測，誰即承當？”康熙聞知後說：八阿哥已不省人事，若欲移回，“斷不可推諉朕躬令其回家”。諸皇子明白康熙的意思，是要把胤禩轉移到城裏，讓父皇經過他的花園時，不會碰到不吉祥的事。因康熙教訓過兒子們：“汝等皆係皇子王阿哥，富貴之人，當思各自保重身體，諸凡宜忌之處，必當忌之，凡穢惡之處，勿得身臨，譬如出外，所經行之地，倘遇不祥不潔之物，即當遮掩躲避。古人雲：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於爾等身為皇子者乎？”
康熙以自己吉祥事重，不顧重病的胤禩的死活，可見父子感情淡薄到了一定程度。不久，胤禩病愈，康熙可能覺得自己的做法太不慈愛了，於是恢複了胤禩屬下人等的俸銀俸米，並問他病後想吃什麼：“朕此處無物不有，但不知與爾相宜否，故不敢送去。”皇父用“不敢”二字，皇子哪敢承受，故胤禩到宮門內跪求免用此二字。康熙又責備他“往往多疑，每用心於無用之地”，“於無事中故生事端”。真是話不投機半句多。雙方芥蒂太深，各存疑心，怎麼也合不攏，康熙還怎會立胤禩為太子呢！隨著時間的推移，胤禩離太子的寶座愈遠。如果說還有一線希望的話，則在於尚得人心，還有一定的政治力量。
胤禩幾次受挫之後，在他的集團中的胤活躍起來，開始積極謀取儲位。五十七年（1718）以前，胤便廣泛聯絡士人，如接見大學士李光地的門人、翰林院編修陳萬策時，“待以高坐，呼以先生”。李光地是理學名臣，康熙在建儲問題上屢次征求他意見，胤企圖通過陳與李聯係，並以此取得士人和官僚的好感，為自己傳播聲譽，所以當時社會上流傳“十四爺虛賢下士”的說法，當然，人們也看得出來，這是“頗有所圖”乃謀取皇儲之舉。
正在這時，西北戰事的發展，給了胤在政治上大露頭角的機會。策妄阿拉布坦叛亂以來，康熙調兵遣將前往剿平，五十六年（1717）三月，任命富寧安為靖逆將軍、傅爾丹為振武將軍、祁裏德為協理將軍，分路戍守，準備進攻，但沒有任命統領前方部隊的大將軍。同年七月，富寧安疏報軍情，康熙見奏，說我年老了，直氣漸衰，就把這個事拖延下來了，若是我少壯時，早已成功了。他說的是事實，平定三藩和噶爾丹，就是明證。如今年事已高，又有儲位不定的頭痛事，不能集中精力對付邊疆的叛亂。有心啟用皇子領兵，下命將富寧安的奏疏給諸皇子觀看。五十七年（1718）春天，策妄阿拉布坦屬下策零敦多卜進攻西藏，藏王和碩特蒙古人拉藏汗請求清廷發兵救援，康熙命侍衛色楞會合駐守在青海的西安將軍額倫特部軍士前往援助，策零敦多卜先行攻入拉薩，控製了西藏地區。這時不僅戰爭地區擴大了，更嚴重的是準噶爾人掌握了西藏喇嘛教，對清廷統治極為不利。大漠南北及西北地區的蒙古人都尊奉喇嘛教，清朝曆來利用它，作為統治、聯絡蒙古人的一個工具，它被準噶爾人奪去，意味著北部邊疆的不穩定，所以，康熙皇帝決心解決西藏問題。這一年的三月，將胤由貝子超授王爵，並任命為撫遠大將軍，準備前往西邊出征。九月，西安將軍額倫特陣亡。十二月，康熙命胤率師出發。同時為提高八旗戰鬥力，任用皇子辦理旗務，命胤祐管理正藍旗滿洲、蒙古、漢軍三旗事務，胤和胤祹分別主持正黃旗三旗、正白旗三旗事務。與此同時，對於胤出師，康熙予以高度重視。出發前，他親往堂子行祭告禮，出師這一天，登太和殿向胤授大將軍敕印，胤乘馬出天安門，諸王及二品以上文武官員都到德勝門軍營送行。根據康熙的命令，胤“用正黃旗旗纛，照依王纛式樣”，胤在軍中稱“大將軍王”，所上奏章及皇帝的諭旨都是這樣稱呼他。他受封為撫遠大將軍，這是千真萬確的而他在三月封王，這裏又說用王纛式樣的旗子，是按王爵對待，他究竟封的什麼王，有無賜號，史料無證。即使是在他自己的奏疏中也隻說“大將軍王臣”，從未見有王號。
康熙五十八年（1719）三月，胤駐紮西寧，奉康熙指令，以與京城相隔遼遠，軍事相機調遣。他統帥駐防新疆、甘肅、青海的八旗、綠營，號稱三十萬，實際不過十數萬大軍，並指揮當地蒙古人部隊。康熙給青海厄魯特羅卜藏丹津降旨，說“大將軍王是我皇子，確係良將，帶領大軍，深知有帶兵才能，故命掌生殺重任，爾等或軍務，或巨細事項，均應謹遵大將軍王指示，如能誠意奮勉，即與我當麵訓示無異”。
胤至軍後，一麵整頓內部，題參辦事不力的料理西寧兵餉的吏部侍郎色爾圖、包攬運米之事的筆帖式戴通、貪婪索詐的都統胡錫圖；一麵遣兵戍守河西走廊，把重點放在對西藏用兵上，並做了迎接達賴七世入藏的工作。達賴五世死，拉藏汗迎立博達克山出生的阿旺伊什嘉穆錯為達賴，青海厄魯特不服，迎立裏塘出生的羅布藏噶爾桑嘉穆錯，駐西寧宗喀巴寺。康熙因策零敦多卜亂藏，封羅布藏噶爾桑嘉穆錯為弘法覺眾第七世達賴喇嘛，不承認被策零敦多卜囚禁的阿旺伊什嘉穆錯。胤命達賴六世傳諭西藏、四川、雲南的藏人，說皇帝派皇子領兵，“掃除準噶爾人，收複藏地，以興黃教”，應該歡迎清軍的到來。五十九年（1720）正月，平逆將軍延信由青海、定西將軍噶爾弼由川滇兩路向西藏進軍，胤進駐穆魯斯烏蘇，調遣官兵，辦理糧餉。十月，噶爾弼軍人拉薩，延信屢敗策零敦多卜部眾，清除了準噶爾人勢力，安定了西藏。清軍護送達賴七世進抵拉薩，舉行了坐床儀式。西藏戰亂的結束，作為前線統帥的胤立了大功，康熙命立碑紀念。當時作碑文的是阿布蘭，胤禛即位後，說阿布蘭的碑文“並不頌揚皇考，惟稱大將軍胤功德”將碑毀掉，另撰新文。應該說阿布蘭的碑文是反映胤戰功的，因碑毀，使後人失掉了了解他的功績的一些詳實資料。
在策妄阿拉布坦領區，清軍一直沒有進展，軍士因病死亡的事不斷發生。六十年（1721）十月，康熙令胤回京，麵授西北用兵的方略，十一月胤到京，康熙令胤祉、胤禛率領內大臣到郊外迎接，次年四月辭赴軍前。
胤在第一次離京之前，為爭儲位事，對宮中政局很是不放心。他對胤禟說：“皇父年高，好好歹歹，你須時常給我信兒。”皇父“但有欠好，就早早帶信給我”。看來他倒不一定是關心其父的健康，而是為自己相機行事。自胤任撫遠大將軍之後，胤禩集團積極支持他，希望他能步入東宮。胤禟讚揚胤“才德雙全，我兄弟內皆不如，將來必大貴”，為之延譽。又當麵暗示他：“早成大功，得立為皇太子”。及至六十年胤回京，胤禟竟擔不讓胤再赴軍前，說“皇父明是不讓十四阿哥成功，恐怕成功之後，難於安頓他”。如此看來，胤禟、胤是把出師立功看做爭取儲位的資本。
胤在西北時，繼續招賢納士，數次派人禮聘著名學者李塨。對自己前途極為關心，五十八年（1719）讓臨洮人張愷算命，張愷故意奉承，說他的命是“元武當權，貴不可信，將來定有九五之尊，運氣到三十九歲就大貴了”。胤生於二十七年（1688），這時三十二歲，聽了張愷的美言，以為數年後可以龍飛九五，自然很是高興，稱道他“說的很是”。由此可見，胤同其他皇子一樣，垂涎未來的禦座。
胤被任命為撫遠大將軍，是胤礽求之而不得的。他的撫遠大將軍官職，權重位尊，遠遠超過清初統一中原、平定三藩所任用的那些大將軍。胤禛說他“妄自尊大，種種不法，我朝大將軍如此行事者，從未之聞也”。可見他不同於眾的特殊地位。因此，在當時的一些王公大臣的觀念裏，把這大將軍視作向皇太子過渡的一個步驟。但是要走完這個裏程，須要完成軍事目標，對藏用兵的成功，便前進了一步，對準部的毫無進展，則難於達到目的。再說他還隻是沒有賜號的王，從等級製度看，與太子地位尚有距離。
胤遠處西北邊隅，對他儲位之爭有所不利，胤禛曾說康熙春秋已高，不可能立遠離身邊的胤。不能說沒有道理。康熙年老多病，如果一心要立胤，讓他領軍出征，多少立點功勞，即可在西藏事畢後令其返京，何必要他長駐西北。或許有人會說，京中鬥爭激烈，胤在首都不安全，令其外出，倒合“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之意，可是後來實踐證明，在外並不安全，有兵權也無濟於事。
總之，胤是一位很有才能且積極謀取儲位的皇子，他逐漸為其父康熙所喜愛，有可能成為皇儲，但還不是未正名號的皇太子。與他激烈爭奪儲位的，還有能人，一是他的同胞皇兄胤禛，另一個是胤祉。
皇三子誠親王胤祉，在胤禔、胤礽出事之後，年齡最長，又受封王爵，在諸兄弟中具有特殊地位。五十二年（1713），康熙命他負責修輯律呂、算法諸書，在暢春園蒙養齋開館。他大量吸收著名學者參加工作。進館的有陳夢雷，康熙親書“鬆高枝葉茂，鶴老羽毛新”聯句賜給他，他著有《鬆鶴山房集》、《天一道人集》等書。方苞是桐城派散文創始人，胤祉以下都尊敬地稱他為先生。還有魏廷珍、蔡升元、法海等人。他們工作的範圍比較廣，除編書外，奉命重修壇廟宮殿樂器。胤祉提出製曆法，要測北極高度，康熙準行，分遣何國棟、索住、白映棠等赴廣東、雲南、四川、陝西、河南、江西、浙江測量北極高度及日影。他們撰寫的書，康熙賜名《律曆淵源》，又編輯我國第二部大型圖書《古今圖書集成》。開蒙養齋館，康熙皇帝極為重視，對它的主持人胤祉，人們自然會刮目相看。開館那年的十一月，朝鮮君臣論清朝政事，有人說“十三王、第三王又稱以撫軍監國。”胤祉未曾撫軍監國，外間如此流傳，足見他名播遐邇。
康熙五十六年（1717）冬天，皇太後生病及死亡期間，康熙也身患重病，不能照料皇太後醫藥及喪葬事務，恒親王胤祺因係皇太後所撫養，要求代替其父料理，康熙不答應，卻讓胤祉、胤禛、胤祹、胤祿協助自己料理。由此可見，胤祉及胤禛在康熙心目中是有較高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