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禁紳衿包納錢糧和抗糧的政策。雍正四年，貢生張鵬生將民人鄭廷桂等應納錢糧包攬入己的案子發生了，刑部議將張枷號三個月，責四十板。雍正拿他作典型，加重處理，枷責之外，發遣黑龍江，同時命令大臣重議生監包攬錢糧的治罪法。次年，批準朝臣的建議：凡貢監生員包攬錢糧而有拖欠的，不論多少，一律革去功名；包攬拖欠至八十兩的，以贓、以枉法論處，並照所納之數，追罰一半入官；百姓聽人攬納，照不應重律治罪；失查的官員，罰俸一年。這一年，保定舉人蘇庭奏請緩征錢糧，雍正說直隸紳衿包攬嚴重，蘇必定是這裏頭的人，命令革去他的功名，調查他的日常行為。還是這一年，直隸東光知縣鄭三才奏稱該縣“地棍紳衿把持包攬，挾製官府，拖累平民，弊端種種”。雍正諭令嚴行查處。
對紳衿本身的納糧，雍正也加強管理。六年（1728）規定，凡係紳衿錢糧，在稅收印簿和串票內注明紳衿姓名，按限催比，奏銷時將所欠分數遂戶開列，另冊詳報，照紳衿抗糧例治罪，若州縣隱匿不報，照徇庇例議處。八年（1730）進一步規定，州縣官要把文武生員應納的錢糧造冊送學官鈐印頒發，每完若幹，照數注明，按季申送查核。雍正還規定，每年年底，生監要五人互保沒有抗糧，包訟的事情，完納賦糧以後，方準應試。多方麵促使紳衿交納稅課。
對拖欠糧賦的紳衿，雍正嚴懲不貸。五年（1727），甘肅階州紳衿抗糧，護理巡撫印務的鍾保，以署知州陳舜裔激變士民的罪名，奏請將其革職。雍正不準奏，說陳舜裔“催辦國課，並非私派苦累民間，若因此將伊革職，則實心辦事之人必退縮不前，而無賴生事之人皆以挾製官長為得計矣。”指示將抗糧不法人犯嚴加審迅，同時責備鍾保“沽名邀譽”，不要他辦理這件事情。湖廣地區不斷發生士民抗糧事件，安陸縣武生董建勳連年不交錢糧，當地將他革去功名，予以拘禁。九年（1731），該縣士民集體抗糧，總督邁柱和地方官捉拿首犯。雍正指示：“此等刁惡風習，自當一一執法懲究，尤貴平日不時訪察化導於早也”。山東紳衿拖欠錢糧成風，有“不欠錢糧，不成好漢”的俗語。九年（1731），進士舉人秀才監生因欠糧應褫革的有一千四百九十七人，本應加罪，大學士張廷玉以當地荒歉，奏準寬限三年完清。官員催征紳衿逋賦不力的，雍正以因徇庇護嚴加治罪，十二年（1734），為此把甘肅順慶知府潘祥等人革職。
嚴禁官紳勾結包攬詞訟政策。二年（1724），雍正在山東巡撫陳世倌的奏折上批示：“凡地方上頑劣紳衿貢監之流，宜嚴加約束，毋邀虛譽而事姑息，以滋長刁風”。同年，浙江發生了官員袒護縉紳事件。陳世倌的兄弟陳世侃的家人，在原籍浙江海寧縣賒欠肉鋪銀兩，與商人鬥毆。浙撫黃淑琳審問，讓陳世侃坐在後堂觀看，因杖斃肉鋪商人，引起商人不滿而罷市。雍正將黃淑琳革職拿問，命杭州將軍安泰和布政使佟吉圖審理。安泰等奏稱打死人命是實，罷市是虛，雍正認為他們仍有徇隱，命再審查。當時陳世倌折奏，聲稱嚇得“精神恍惚”，方寸已亂，其母八十高齡，也是“寢食俱廢”，“風燭難保”，請求皇帝憐憫，放寬審訊。雍正毫不為動，責備陳世倌“因私而廢公，器量何其偏小！”足見其不容官官相護和官紳勾結的態度。雍正五年（1727），河南鄉紳和景惠“捏造匿名揭帖”，田文鏡奏其誣告，雍正命將和景惠擬處絞刑。河南監生鄭當時誣告佃農高琰，“明火執杖，燒搶其家”。田文鏡革其監生，張貼告示，“使通省之紳衿皆以鄭當時為戒，不敢依恃護符，違禁誣告”。對於劣紳的武斷鄉曲，田文鏡在雍正的大力支持下，絕不留情。項城人進士王轍強奪人牲口，指令伊伯武生王允彝侵占王天壽地畝。伊族武生王甸極騙占生員於嗣哲地畝。他們因有功名，田文鏡不能驟行審理，移谘河南學政，把王允彝、王甸極武生革退，同時特疏參奏王轍。雍正諭令革去其進士，對他進行嚴格審查。浙江富陽縣紳士楊六先，私收公糧，占人妻女，與曆任知縣交好，每年饋送數千兩銀子。署縣令張坦熊到任，拘捕楊六先，提審那天，縣民雇船來縣城觀看的千餘人。
雍正為防止劣紳幹政，不許士民保留地方官。士民保留的去任地方官員，應該是有政績的，或被冤抑的，百姓懷念他，或為他鳴不平而要求他留任。但雍正看到這中間有官員買囑保留的，有劣紳為討好去任官而保留的，是一種刁風惡習，嚴行禁止。
製定主佃關係法令。紳衿不法，虐待佃戶尤甚，雍正在處理主佃關係問題上，也注意打擊不法紳衿。二年（1724），廣西生員陳為翰踢死佃農何壯深。雍正認為，佃戶必不敢先動手毆打生員，陳為翰一定是劣衿，於是諭令巡撫李紱嚴審清楚。他指出，讀書人打死人，與其身份不合，不應該照常人案例論處。遂命刑部與九卿重議生員“欺淩百姓毆人致死”如何加倍治罪的法令。五年（1727），田文鏡上疏，請將淩虐佃戶的鄉紳按照違製例議處，衿監吏員則革去職銜。雍正說他隻考慮了紳衿欺壓佃農一麵，沒有顧及佃戶拖欠地租及欺慢田主的問題，命再詳議，於是定出田主苛虐佃戶及佃戶欺慢主之例。
鎮壓生監罷考的政策。雍正壓抑不法紳衿政策的執行，引起他們的不滿。鞏縣生員反對張可標實行士民一體當差的政策，是他們的最初反映，封邱生員罷考則是一起較大事件。二年（1724）五月，封邱生員王遜、武生範瑚等人攔截知縣唐綏祖，不許他實行按田出夫的辦法。聲稱“征收錢糧應分別儒戶、宦戶，如何將我等與民一例完糧，一例當差”，強烈要求維護他們的特權。不久，河南學政張廷璐按考至開封府，封邱生童實行罷考，武生範瑚把少數應試者的試卷搶去，以示對士民一體當差政策的抗議。事情發生後，田文鏡、石文焯迅速奏報朝廷。雍正認為地方上出了這樣的事情，應該“整飭一番，申明國憲”，把為首的拿禁開封，懲辦一二人，以儆其餘，為此特派吏部侍郎沈近思、刑部侍郎阿爾鬆阿赴豫審理。最後把為首的王遜、範瑚等斬決，王前等絞監候。在審理過程中，科甲出身的學政張廷璐、開歸道陳時夏、欽差沈近思沽名釣譽，有意徇瞻。田文鏡不講情麵，所以生童說“宗師甚寬”，“陳守道是好人”，田文鏡則是無人不怨，無人不恨。尤其是陳時夏承審時不坐堂，與諸生坐談，稱他們為“年兄”，央求他們赴考。雍正對此非常不滿，說這是大笑話，“儒生輩慣作如是愚呆舉動，將此以博虛譽，足見襟懷狹隘”。他支持田文鏡，把張廷璐革職，陳時夏革職留任。在處理封邱罷考事件中，清朝政府內部有不同意見，雍正和田文鏡采取堅決打擊不法生監的方針。以後堅持了這一政策。十二（1734）年，雍正說各省常有生童與地方官齟齬，因而罷考，以挾製長官。他命令，以後凡有邀約罷考的，就永遠停止他們的考試資格，如果全縣罷試，也照樣辦理，決不姑容。
雍正還采取加強對監生管理的措施。捐納貢監不法的比較多，而清朝政府原定監生革退由禮部批準的規則，不利於地方官和學政強化對他們的約束。田文鏡想改變舊規，二年（1724）、三（1725）年終，徑將應革的監生谘照學政執行，而後報禮部備案，但禮部駁回，仍令遵行舊例。田文鏡因而上疏，請求把捐納貢監交由學政，與生員一並約束，雍正批準了他的建議。於是形成這樣的規定：衿監凡涉及到訴訟，即革去功名，聽候審理。同時還規定，生監被斥後，不許出境，以免他們滋事。
雍正用這些辦法調節紳衿、平民、清廷三者關係。他對紳衿有所節製，對不法紳衿有所打擊，但這關不是與他們為敵。為此，他說，有的地方官為得百姓稱譽，故意摧折鄉紳，但是鄉紳或者是父祖，或者是本人為國效勞，這樣的簪纓之族，怎麼能故意壓抑他們呢！他說對紳士應分別情況，區別對待：品行端方的，應當加意敬禮，以為四民之表率；有一般過愆的，則勸戒之，令他改正；對那些不肯改過，就應當以法懲法。針對田文鏡處罰田主擅責佃戶建議所作的指示，就是他作為地主階級的最高代表維護紳衿利益的表現。他所反對的是紳衿的不法行為，超越於清朝政府所給予的法定權利，因而侵犯了政府權力，過分危害了平民，不利於封建社會秩序穩定的行為。雍正為保護政府和平民的正當權利，用剝奪紳衿的非法特權、平均賦役的辦法，使平民、紳衿、清廷三者之間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維護清朝的專製統治。
賦役改革
差徭和田賦是廣大臣民對清廷應盡的義務，曆來分別征收。徭役很重，為無田者力所不能負荷，加之紳衿規避丁役，差徭不均，迫使勞動者隱匿人口，逃避差役。這種徭役製度的不合理已成為雍正必須解決的社會問題。
早在明清之際，有的官員鑒於徭役製的弊病，在自己主管地區進行改革。明末，陝西戶縣實行並丁於糧的辦法，即把丁銀歸入田糧征收，不再按人丁完納。崇楨八年（1635），漢中府城固縣亦實現“丁隨糧行”新法，順治十三年（1656），南鄭縣也推行這一方法。
康熙統治時期，農民以運動的方式表達了反對以丁派役的願望。浙江寧波府農民提出“隨地派丁”的主張，富豪反對，相持不下。杭州府民人王之臣報告產少丁多，賠累不起。錢塘、仁和兩縣，把有產業的稱為“鄉丁”，無產業的稱為“市丁”，或曰“門麵光丁”，外來流寓之人稱為“赤腳光丁”，各自承擔丁役，光丁無產應役，承受不起，要求“從田起丁，人不納丁。”布政使趙申喬不允許，貧民願望不得實現，鬥爭不輟。
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官僚比較深刻地認識到丁役問題的嚴重性，主張改變役法。曾王孫提出丁隨糧行可以去三弊收三利的見解。他說，實行丁差，必須不停地編審，但是也得不到人丁的實情，還是出現耄耋為丁，強壯為黃小的弊病；人丁本應死絕除名，但官吏舞弊，使素封之家不任丁役，貧苦人無丁而有丁徭；窮人承擔不起，或逃亡，或拖欠，官府得不到實惠，還害得裏甲賠累，官員被懲責。他認為實行丁隨糧辦有三個好處：買田的人增加田賦隨著增添丁役，則賣田的糧去丁亦去，沒有包賠的痛苦；以糧派丁，官吏不能放富差貧，可以澄清吏治；無稅糧的人口不再受丁銀的拖累而逃亡，可以安心在鄉從業。學官盛楓明確提出丁課均入田稅的主張，他說：把一縣的丁銀平均分攤到全縣田畝中，每一畝所增加的有限，不是大毛病，而貧民則免除供輸，會使國課有保障，官員考成無問題，這是“窮變通久之道”。反對丁隨糧辦的官僚也很多。邱家穗講出兩條理由：一是丁併於糧，將使遊手之人無所管羈，二是窮人富人都是人，都應有役，餅丁入糧，使貧者遊墮，讓富人代賠他們的丁銀，也是不公平。他站在富人的立場，堅持丁，糧分擔。
康熙當政實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政策以後，丁役的問題更突出了。康熙宣布以五十年（1711）的人丁數為基準征收丁銀，以後不論增添多少人丁，也隻收那些丁銀，不再增稅。這項政策在中國賦役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它把人口稅固定下來，對於後世不斷增加的人丁講，減少了丁銀負擔量，有利於勞動力的增殖。但是原來丁、糧分征，丁役不均的積弊依然如故，而且出現征收方法的新問題。人口總在不斷變化，有的戶有死亡，有的戶有增添，這項政策實行後，如何在具體的民戶中開除舊的丁銀額、增添新的丁銀額就不像以前那樣簡單了。死亡和新增人丁數目絕不會相等，往往新增的多，這就不能用某一個新丁接替已死人丁的差徭。不僅如此，由於人丁的增多，原有人丁的負擔也要相對減少，這就需要重新計算每一個人的丁銀量，還需要隨著人丁的變化不斷地計算，而這不是一件容易辦到的事情。因此隨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政策的實行，必頗尋求落實人丁丁銀的具體辦法。禦史董之燧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就敏銳地感到這個問題，從而建議把丁銀總數統計清楚，平均攤入到田畝中，按畝征收。戶部討論了他的建議，認為那樣改變丁、糧分別征收的老辦法，變化太大，不能實行，但是他提出的問題又不能不解決，就讓廣東和四川兩省試行。於是四川實行“以糧載丁”的辦法，於征糧賦中帶收丁銀。廣東丁銀按地畝分攤。大約在這時，河南的太康、汝陽等十一州縣也實行“丁隨地派”，浙江常山知縣張德純編審時“均丁於地”，收到“民困以蘇”的效果。
即使到這時，持反對意見的仍很多，福州人李光坡可算代表了。該地官員議論實行按田派丁，李光坡極不讚成，他除具有邱家穗的觀點，又認為滋生人丁永不加派政策使丁銀固定，官吏不能放富差貧了，若按田畝派丁，各地畝積大小不同，做不到平均，若依田糧派丁，則稅糧有輕重不同，又不能不出現偏枯。他還認為丁並於糧，實行久了，或者會以為有糧賦而沒有丁銀，會添設丁課，形成加賦的大害。撇開他的頑固態度不講，他提出了實行丁並於糧可能碰到的問題。
終康熙之世，改變役法與維持舊法的兩種主張爭執不下，把事情拖了下來。雍正即位後，就麵臨著這個棘手的而又必須解決的問題。
首先觸及這個問題的是山東巡撫黃炳。他在雍正元年（1723）六月奏請按地攤丁，以蘇民困。他與曾王孫、盛楓等人有所不同，身任封疆大吏，更感到丁、糧分征下貧民逃亡問題的嚴重性，他認為有地則納丁銀，無地則去丁銀，使貧富負擔均平才是善政，因而主張丁銀攤入地畝征收。雍正則認為“攤丁之議，關係甚重”，不是可以輕率決定的，不但沒有接受他的建議，反而責備他“冒昧瀆陳”，告訴他把一省的刑名錢穀辦理好是正事，這時談改革是事外越例搜求。一個月後，直隸巡撫李維鈞以有益於貧民為理由，奏請攤丁入糧，他深知有力之家不樂意這樣辦，可能會出來阻撓，而戶部隻知按陳規辦事，也不會同意，因此要求雍正乾綱獨斷，批準他實行。雍正不再像對待黃炳那樣，把他的奏章交戶部討論，同時指示：“此事尚可稍緩，更張成例，似宜於豐年暇豫民安物阜之時，以便熟籌利弊，期盡善盡美之效”。他把丁歸田糧視為要事，主張慎重處理，籌謀善策，倒不是反對改革。九月，戶部議複，同意李維鈞的建議。雍正還不放心，命九卿詹事科道共議，諸臣提出幾個問題，一是與李光坡所見相同，畝有大小，按畝分攤，並不平均；二是有人賣田，必先賣去好田，剩下次田，再完丁銀就有困難；三是有人賣田而代買主納錢糧，這就還要代納丁銀。就此，雍正指命李維鈞詳細規劃此事，一定做到對國課無損、對窮黎有益，讓人挑不出毛病來。李維鈞回奏準備把地畝分為上中下三等，丁銀按地畝等級攤入，不至於好壞地負擔不均。雍正稱讚他“籌度極當”，準許他在二年（1724）開始實行。但是李維鈞害怕雍正反悔，於十一月又奏稱他遭到“權勢嫌怨”，感到孤立。雍正知是為己而發，告訴他：“驀直做去，坦然勿慮，若信不得自己，即信不得朕矣。朕之耳目豈易為人熒惑耶！”丁歸田糧的問題，從黃炳六月提出，到十一月雍正決心實行，曆時半年。這一場討論，是康熙年間爭論的繼續，隻是前朝懸而未決，而到了雍正朝很快作了抉擇。就雍正態度來看，他從消極轉變到積極，從反對變為支持。雍正之所以如此，是由於他本著為政務實的精神，吸取臣僚的正確意見，作出果斷的裁決。就此而論，丁歸田糧製度的建立和實行，最後決策者雍正起了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