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識才智
鄂爾泰等於乾隆年間編纂的《清世宗實錄》中是這樣介紹世宗雍正：
天表奇偉，隆準頎身，雙耳半垂，目光炯照，音吐洪亮，舉止端凝。……幼耽書詩，博覽弗倦，精究理學之原，旁徹性宗之旨。天章濬發，立就萬言。書法遒雄，妙兼眾體。每籌度事理，評騭人才，因端竟委，燭照如神。韜略機宜，皆所洞悉。
人臣評論君主多有溢美之詞，鄂爾泰等對其人主雍正自也難於例外，不過所說他的才能倒基本上合於其的實況。他說話聲音很高，有朝鮮文獻可作佐證。《李朝實錄》記載該國使臣李於雍正元年回國，向國王報告，親見雍正“氣象英發，語言洪亮”。
雍正自幼接受嚴格的教育，掌握了滿文和漢文。他當皇子的時間較長，盡有時間讀書，他自己說：“幼承庭訓，時習簡編。”登極之後，為了“敷政寧人”，繼續學習，舉行經筵。他把儒家的“四書”、“五經”爛記於胸，並有自己的理解，不像章句腐儒，咬文嚼字，在儒家聖賢的字句裏轉悠，毫無發明創見。他對這種人也很看不起。如前述對會試“士人當有禮義廉恥”論題的試卷表示不滿，說那些貢士們的見解都是老生常談，“識量狹隘”。五年（1727）八月初六日經筵，講官鄧德、蔡世遠講解“文行忠信”，雍正批評說，講章內將文、行、忠、信分為四端，缺乏貫穿的解釋，他認為：“仁義道德之理見於詞章者為文，見於躬行者為行，實有諸己則為忠，誠孚於物則為信。分之固為四端，合之則此一理，聖人四教，即謂之一教亦可。”他把仁義道德的觀念貫穿於文行忠信之中，即以仁義道德解釋文行忠信，使它們凝為一體，就比那些章句經師講解高明了。雍正又說，在書經講義裏，謂人君以天之心為心，臣下則以君主之心為心，他認為這同君臣一德一心觀念不合，君臣都要以天心為心。人臣以人主的意願為意願，本來就是要忠君，現在以天心為心，要對天負責，這是對臣下的要求更高了。對於儒家講的智、仁、勇，雍正也有他的理解，他認為：
聖人統言智、仁、勇，乃一貫之義，如遇有益於民應行之善政，見得透徹，即毅然行之，則是勇以行其智，勇以全其仁，智仁勇未嚐非一事，若將三字誤會，恐涉於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奸徒之智，反將聖人之言誤解矣。
雍正看清智、仁、勇三者的聯係，以其之智，認識教和刑的相輔相成關係，所以他“治天下，不肯以婦人之仁弛三尺之法”。
雍正因熟於儒家典論，所以能熟練地應用它“敷政寧人”，教育百官。如在豫撫石文焯二年（1724）二月的一份奏折上批道：“諺雲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宣聖所以聽言必觀行也。積年老吏之習，不合封疆重任之體，總要規模弘闊，誌慮精白，不屑屑於市恩避怨，方為無忝厥職”。在此，雍正是用孔子的話教育屬下改變積習，言行一致。一次石文焯奏報嚴查白蓮教一事，雍正批示：“涓涓不塞，流為江河。所以聖人謹於防微杜漸，若不除之於早，其害必致蔓延，此事慎毋泛泛視之，一者整齊風俗，潔清地方，二者抑邪扶正，消彌禍患於未形也”。山東巡撫嶽濬折奏給予赴粵教種旱田的農人的旅費及家口安置情形，雍正要他從豐贍給，朱批中指示：“孟子雲上農夫食九人，則是眾口所賴者，惟此一夫，今離鄉遠出，所給銀兩辦裝可矣，養家之資或恐不敷耳”。七年（1729）六月初四日，廣西巡撫金請安折得到的朱批是：“朕躬甚安，今歲愈覺健壯，此皆蒙我皇考聖靈佑庇之所致。詩雲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朕三複斯言，增感曷已”。
經學、史學是相聯係的，雍正不僅洞悉經學也很諳熟曆史，當政期間，能吸取前代經驗，改善和加強他的統治。清朝以前，對曆代帝王的崇祀，隻及開創之君二十一人，從祀的功臣也隻有三十九人。雍正認為那些雖非創業的君臣，也有統治經驗值得吸取，值得尊崇，他說：
三代以上，若夏啟之能敬承，殷之太甲、太戊、武丁，周之成王、康王、宣王，頌美詩書，光耀史牒。三代以下，英君哲後，或繼世而生，則德教累洽，或間世而出，則謨烈崇光，胥能致海宇之乂安，躋斯民於康阜，嘉言傳於信史，善政式為良規。至凡蒙業守成之主，即或運會各殊，屯亨不一，苟無聞於失德，鹹帝命所寵綏。至於曆代名臣：
亦皆川嶽鍾靈，為時輔佐，功在社稷，德協股肱，比諸從龍之彥，何多讓焉。因此，增祀守成的帝王一百四十三人，功臣四十人，並作《曆代帝王廟碑文》，以記其事。魏征諫唐太宗，上“十思疏”，希望君上知足自戒，止興作以安民，謙衝自牧，慎始敬終，虛心納下，去讒邪，慎刑法。雍正認為魏征君臣論治，需要吸取，親書“十思疏”，置於屏風，朝夕觀覽，又親書多幅，頒賜給田文鏡等寵臣，以便君臣互勉共勵。除此之外，他借評論曆史人物、事件、製度，以訓誨臣下之處尚多。如賜戶部“九式經邦”匾額，賜文以周製要求戶部忠於職守：“《周禮》以九式之法均節國之財用，職綦重焉，尚其平準出納，阜成兆民，毋曠乃守。”
雍正才是倡三教同源之說，學兼佛老。他能崇佛用佛，乃因通於佛學。
就自然科學而言，雍正說在皇子時代，奉其父之命，教習裕親王福全之子保泰“經書算法”。那時的保泰年少，可想所學算法不過是初等的，其實雍正本人對此所知亦十分有限。大體說來，雍正的自然科學知識遠不及其父，也不及於其兄允祉、其弟允祿等人。他迷信天人感應說，不可能深入鑽研和相信自然科學，相反，他用自然科學的知識為他的敬天愚民政策服務，說搞天文律曆，“用以敬天授民，格神知人，行於邦國，而周於鄉間”。
雍正極其迷信神鬼命運。辦事一定選擇黃道吉日，如嶽鍾琪西路軍大本營遷移，由雍正看曆書選定，通知移營時間、日期。有的地方官赴任雍正也給他擇定出發日子。他事事講求吉祥如意，大臣出行，賜予如意，每到過年，諸王大臣向他進呈如意，“取吉兆之意”。他篤信八字，如他知道年羹堯的八字，有一次年要進京陛見，雍正沒批準，而向其說明不準進京的理由是，“有看八字人說年熙不宜你來”。又告訴年：“你的真八字不可使眾知之，著實審密好。番僧中鎮厭之事，實不能侵正人，雖屬荒唐，然亦說不得全無，未免令人心彰些”。這是怕被人知道八字，遭仇家厭勝。他又要求年羹堯把嶽鍾琪的八字告知於他。他還要鄂爾泰報告八字，鄂爾泰覺得這是受到皇上極大關懷，他則告訴鄂爾泰：因你身體弱，故要你八字，看你的壽數，今知竟是“大壽八字，朕之心病已全愈矣”。因信八字，和算命的便有不解之緣。有個浙江人史瞎子，名聲很大，所謂“言休咎奇中”，有人把他推薦給雍正，可能奏對時說了不中聽的話，被發遣到遼左為民。
雍正文思敏捷，在日理萬機之中，親自書寫朱諭、朱批，少則數十字，多則上千言，都是一揮而就。他的朱諭，從存於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的所見，書寫都很整潔，文字流暢，間有口語，很少塗抹。朱批、朱諭不是為作文，也不是為發議論，是處理政事，於行文之中，說明他對某事處理意見，全係政事內容，更可見他的才思和從政能力相一致。朱批、朱諭是這兩方麵才能的結合。從以下兩件給年羹堯的朱諭中便可看出一二。一件：
使臣中佛保等回來所奏之折，抄來發於你看。未出爾之所略。但你臨行之奏，待他來人少輕淡之論，朕少不然。朕意仍如前番相待，何也？今換人來矣，想策汪疑根敦，與事無益，二者朕總實在推心置腹，不因彼變遷而隨之轉移，總以無知小兒之輩待之，體理複彰，你意為何如？再其所請求之事，逐款當如何處，將你意見寫來朕看。他如此待留羅卜藏丹津之意，你意為何如？他的人來，一路上仍加意令其豐足感激，可速諭一路應事官員知悉。再他又向藏之論，此信未必也。可速速詳悉逐條寫奏以聞。特諭。
從原件可知，這二百餘字中，隻抹去“料”字，改為“略”字，再則加了“如”、“此”二字。另有一件，原文是：
都中一切蒙古王子、台吉和喇嘛聞郭隆逆僧一事，皆大有敢怒而不敢言之色，此種愚頑總不論是非情理，迷惑於此無理之道者，實不可解。並拉什、特古特等聞之，皆為之辨〔變〕色，雖口中挫掙雲是，光景甚屬可笑。因此，朕之佛法實超出於此輩庸僧，時將正經佛法開導他們眾蒙古王子、台吉等好幾次矣。然皆有貌感而心不然之景。雖然你知道了，北邊一帶蒙古之眾心亦不可不照顧。朕借此機會亦欲言明正經佛法，嚴敕喇嘛護教，當端其本，敬僧必擇其人，連京中一切庸俗番僧，皆嚴示一番。特令你知道留心，但再若如有如前當行處，亦不可因此姑容。善後之策，甚屬緊要，不可因小而誤大，圖緩而略急。朕之聞見，全諭你來，你知道後隻管相時度機而行，你的見識再不得錯的，朕信得及。
全諭約三百言，從全文上看隻塗改一字，添增十餘字。雍正在一天之中如此朱批很多，因是處理政事，當然一定很認真，一定要深思。但一天處理那麼多政事，寫那麼多朱批、朱諭，不可能在每一篇上用很多時間。所以還是他才能出眾，思路清晰，援筆立就。
康熙皇帝的皇子們多擅長書法，康熙三十八年（1699）王士禛看到允祉的作品，讚歎“遒美妍妙”，又說“東宮暨諸皇子皆工書如此，蓋唐宋明以來僅見之盛事也”。這就把雍正也包括在內了。雍正元年八月，《景陵聖德神功碑》碑文撰成，雍正命善於書法的允祉、允祐和翰林院中書法精妙者書寫。他說自己學過康熙的書法，得到其父的“嘉獎”，這時也書寫一過，以便與諸臣比較選擇，以供刻石。他說這不是“自耀己長”，不過是為表示對其父的恭敬。顯然，他自認為有精於書法的特長。據記載，康熙欣賞他的書法，每年都令他書寫扇麵，多達一百餘幅。他留下的手跡很多，大多是小字行書，今藏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的賜年羹堯寶石的朱諭、命寵信督撫推薦懂得醫學的人的諭旨等原件，均可看出他運筆流暢、嫻熟，結構嚴整的書法功力。
政治才能
說到雍正的政治才能，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麵，一是比較了解下情，二是比較了解自己，三是建立在這種了解基礎上革新時政的抱負。
雍正把他和其父康熙作了一個比較，說他事事不及其父，“惟有洞悉下情之處”，比其父高明。他認為康熙八歲即位，深居宮中，很難了解真實情況，因為“大小臣工方欲自行其私，又孰肯敷陳其弊；在朕居子臣之位，定省承歡，又有不便陳言之處。以朕為皇考之愛子尚不能言，則皇考果何從而知之乎？”而他自己則有藩邸四十餘年的親身閱曆，了解官場和政治實施情況：“凡臣下之結黨懷奸，夤緣請托，欺罔蒙蔽，陽奉陰違，假公濟私，麵從背非，種種惡劣之習，皆朕所深知灼見，可以屈指而數者。”他又因在藩邸時間長，閱曆深，自認為“較之古來以藩王而入承大統，如漢文帝輩，朕之見聞，更遠過之”。雍正即位之後，他通過奏折製度，派遣侍衛和親信私訪，以及一般的官方公文等途徑，了解吏治民情，比較多地掌握了地方的真實情況。同時政事是他親自處理的，事態的發展變化也就能在他的洞鑒之中。如程如絲貪汙案，為年羹堯所揭發，受蔡珽的阻撓，當年羹堯出事之時，雍正命石文焯前往四川審理，石文焯因過去同年羹堯有交往，這時更怕再審出實情，落個包庇年的罪名，就做出了有利於程如絲、蔡珽的奏報。後來蔡案發生，要重審程案，雍正還打算派石文焯去，為了他能秉公審處，給他如下批示：
程如絲夔州慘傷私商一案，汝前番審鞠大有不協之處，今另行審查，或著汝赴川亦未可定。不必驚慌，朕諒汝彼時原有許多不得已處，雖然終受軟懦依違之累，有失公正剛方之體，不合為蔡珽所欺，又欲避年羹堯向日之形跡，未免傅會其間，今恐逃坑複落塹矣。
雖然在這件事情中，雍正原有欲誅年羹堯而偏袒蔡珽、程如絲之病，石文焯迎合而為程如絲開釋，不能怪罪於石文焯，但雍正了解石文焯、年羹堯關係，洞察他的腑肺，分析他的思想入情入微，無不肯綮。雍正曾讓署湖廣總督福敏路過河南向田文鏡轉傳諭旨，後發現有訛誤，又命浙江觀風整俗使王國棟路過開封時加以改正，為此，田文鏡折奏，說一般人隻知“皇上操生殺予奪之大權而可畏，而不知皇上稟至聖至神之聰明而不可欺”。雍正實在了解下情，不易被臣下蔽錮。
雍正把他同其父作比較，也是對自身的了解，自雲洞悉下情，是有自知之明的一個方麵。他相信自己政治上成熟，意誌堅定，一往直前實施既定的方針。五年（1727），他說：
朕年已五十，於事務經練甚多，加以勤於政事，早夜孜孜，凡是非曲直尚有定見，不致為浮言所動。他對自己的了解還表現在有較強的自信心上。他相信自己的能力，在直隸總督李紱的一份奏折的朱批中，極言自身的見識超過他的臣下。他朱批道：
爾自被擢用以來，識見實屬平常，觀入目力亦甚不及。朕但取爾秉彝之良，直率之性而已。凡聆朕一切訓諭，如果傾心感服，將來智慮自當增長擴充。……爾誠不及朕遠甚，何也？朕經曆世故多年，所以動心忍性處實不尋常，若能精白自矢，勉竭同心合德之誠，朕再無不隨事訓誨玉成汝之理。倘以為能記誦數篇陳文，掇拾幾句死冊，而懷輕朕之心，恐將來噬臍不及。朕非大言不慚，肆誌傲物，徒以威尊淩下之庸主，極當敬而慎之，五內感激，庶永遠獲益無窮，爾其欽承此諭毋忽。雍正要這位有文名而又剛直的臣下服他，這並非他專恃帝王的權威，也非他不知羞恥地大言不慚，因他自信識見在被教導人之上，自信不是庸愚的人主，能夠駕馭群臣。他認識自己的地位，懂得做皇帝的難處，他不止一次地講“為君難”，如說：若對弊政不加改革，眾人會說皇帝懈於政務，若竭力整頓，又會被人目為苛刻。對於言官的意見若不采納，則是不能受諫，若以其言謬妄而加處分，則是堵塞言路，怎樣做才好呢？他感到這是“為君之所以難也”。他因此鑄造了“為君難”的玉璽。這樣認識自己的地位，有利於處理政事。他還知道在帝王寶座上，要使自己政策正確，要真正吸取臣下意見，就要反對他們的揣摩迎合，為此屢發諭示：“爾諸臣宜矢公矢慎，共襄盛治，嗣後務宜屏去私心，勿事機巧，凡事隻求當理，即合朕意，逢迎之術，斷不可用。朕在藩邸，洞悉諸弊，豈有向以為非，至今日而忽以為是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