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曆屆獲獎篇目看，中央或省級綜合性黨政機關媒體是入圍主體，他們的獲獎作品使上述要求得到了具體印證，尤其是特別獎、一等獎這類份量最重的獎項，而晚報都市報類、經濟類、娛樂休閑類、信息服務類媒體則處於較為輔助的位置。以獲得第二十一屆中國新聞獎特別獎、新華社撰寫的長篇通訊《堅定沉著戰狂瀾——以胡錦濤同誌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紀實》（以下簡稱《戰狂瀾》，原文見附錄4-1）為例，可看出這是一篇非常帶有中國現階段傳播製度特色和操作特色的政經報道。
這篇以“黨中央”為報道對象，以國際金融危機為背景的政經報道共分為“見微知著，果斷決策”、“深入調研，共商良策”、“心係民生，情牽百姓”、“縱橫捭闔，推動合作”、“登高望遠，謀劃全局”五個部分，分別從如何決策、調研、改善民生、加強國際合作、規劃未來五個方麵，對黨中央應對2008年9月以來國際金融危機的種種舉措進行了一個全息式掃描和總結，被中宣部新聞閱評小組稱讚為：“讓全國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央領導日理萬機、運籌帷幄的工作情況，深受教育鼓舞”、“文章讓人蕩氣回腸，更加堅信黨中央的堅強領導是我們戰勝一切困難的力量所在，對於凝聚黨心民心，大有裨益”[《中國新聞獎參評作品推薦表》，中國記協網，http：//news.xinhuanet.com/zgjx/2011-06/21/c_13941386_2.htm。]。
出於精神傳達、思想指導、觀念傳播、士氣鼓舞等的需要，借助高級別（通常是中央級）的黨的機關媒體，對一定階段黨和政府的工作予以回顧總結、定調定性，這在中國是一種有著較長曆史淵源和組織傳統的傳播活動，它雖然冠之以“通訊”、“深度報道”等稱謂，以新聞文本的體裁樣式刊播於各類大眾媒體，並以不容置疑的絕對優勢榮登國家級新聞獎項的榜首，但換一個角度看，它不完全能用新聞傳播的框架去理解，也不完全適合用一般的新聞傳播的操作規範去分析，比如，它經常不適用新鮮性、時效性、變動性等新聞價值原則，不太講求信息的功能性、實用性，有時還可能缺乏具體的新聞事件、新聞人物。這篇《戰狂瀾》程度不同地帶有這些特點，故而雖然從所反映的社會生活領域看，它確實說的是經濟的事，可劃歸為經濟報道，但又的確與人們常識感知中的經濟報道相差甚遠，言其“不像”經濟報道似不為過。此外，這類報道——或許稱為“文章”更準確，在寫作和表達方式上還有一套受默許的通行套路，能讓人生成一眼就“認得”、一看就被喚醒的認知記憶，比如：常采用集體報道或團隊報道的綜述形式；多為“總—分—總”結構；若幹小標題以及正文中的支撐材料、概括性情節、細節多采用排比、對仗等駢文筆法；議論、抒情與記敘混合交融；若涉及黨政官員，會依據嚴格規範的行政級別選擇行文順序、分配相關材料、安排篇章結構……總之，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應該是安全的，即，這是一套與新聞傳播截然不同的宣傳話語體係。
如前所述，不論是從中國的現實國情出發，還是從發展傳播學的角度考量，主要由主流媒體承擔的宣傳話語體係在當前的中國有其突出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從世界範圍看，無論在哪種國情政體下，這種宣傳話語體係都是一種客觀存在，並且有意無意都會依憑於新聞傳播話語體係之中。一部分中國的經濟報道就被賦予了這項輿論領導和政治宣傳的使命，並被給予製度保障；另一部分經濟報道，比如那些市場化程度較高的經濟類媒體的經濟報道，則會以主流媒體的拓展、延伸和補充的方式，分享其他傳播空間。當然，值得認真思考的是，在現今市場經濟體製的發展背景下，這二者的權重比例是否可以重新審視，對那些較多遵循市場規律的媒體的經濟報道是否可以多一點包容與扶持。
三、印證式報道方式
其次，通過主題加材料、政策配典型的印證式報道方式表達宣傳訴求。
借鑒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陳力丹的觀點，印證式報道方式是中國傳媒的傳統報道方式，這種報道方式仰仗公眾對傳媒公信力的信任，把黨中央改革開放的總方針作為大背景，讓實踐檢驗真理，通過講述具體事件闡發宏大理念，以俯視的視角和正義的氣勢，力排眾議，推進改革的進程。[陳力丹：《論60年來我國新聞報道方式的演變》，《國際新聞界》，2009年9月。]經濟報道的宣傳訴求也經常借助這種方式表達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