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再爭取實現最中心的目標：到二十一世紀使中國進入二十世紀——實現中國的現代化。而中國之外的許多人，中國國內也有一些人都認識不到這項目標的艱巨。靠小竅門或“大躍進”一類的口號是不可能實現這項目標的。中國什麼都需要：技術、科學、教育、消費品、食品等等。它還必須製止人口增長，才不致淹沒在嬰兒的人海之中。它必須使農業增產，不管用什麼方法，不管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對於這些任務，鄧小平思想解放。在某種意義上講“文化大革命”戳穿了一切蜘蛛網，使他看到了——他帶上台的人也看到了——一個沒有舊框框的中國真相。他們的目標是建立在馬克思和毛的思想基礎之上的。但是，此時他們開始公開說，共產黨宣言己發表一百多年了，馬克思研究的社會已經過去了一個多世紀，而且馬克思也從未研究過中國，他怎麼可能對一個他所處的十九世紀無法想象的技術超級世界提供答案呢？列寧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沙皇俄國，而那與一九八五年的中國又有什麼聯係呢？毛了解一九二七年前後的中國封建農民社會，那也過去很長時間了。
然而，現在已是一九八五年。世界以超音速的速度在前進。中國也必須有超音速的解決辦法。中國必須尋求現實和答案。它再也不能靠口號和空話過日子了。正如黨的理論刊物《紅旗》所說，“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必須隨著時代發展。”這是令人興奮的想法。倉促得出錯誤的結論是很容易的。老一輩的黨員同誌不能理解胡耀邦總書記所說的“新長征”。隨著鄧小平讓那些參加過長征的傑出老人退休運動的開展，軍方也越來越急躁不安了。
但是，年複一年，鄧小平的勁頭越來越大。他在位於中國渤海灣海濱的北戴河的令人心曠神怡的海水中遊了一會兒，接著對他的朋友說，他感到精神抖擻。他說，“我的任務是設法活得長一些”，不是為他自己，而是為了中國。
鄧在他的新長征中有自己的秘密盟友，這就是年輕的一代，特別是象他家那樣經曆過“文化大革命”的家庭中的年輕一代。中國的青年一代和老一輩人之間的關係，從未象現在這樣因共同的經曆而變得如此密切。不僅象鄧這樣的老一代在重新思考中國革命的問題，年輕一代引進了新思想、新見識，他們的許多新思想和新見識出乎意料地來源於美國。成千上萬的中國青年在美國學習。如果現在中國的製度中大量地吸取了私人企業、利潤刺激、個體化和企業家精神的話，那並不是偶然的。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回國後，向他們的父母親介紹了他們對西方的親身感受。
在進行新長征的同時，中國實行了鄧小平所說的“開放政策”，經濟、技術和貿易實行開放，學習外國文化，其他思想體係和學習外國的技術，使中國得以建立一個新的秩序，創造洋為中用的方法。
在許多人看來，中國的“開放政策”不象中國式的政策，不符合中國的曆史和傳統。事實並非如此。在唐朝（公元六一八年——九零七年），當時中國的首都還在長安（今天的西安），中國號稱有多達一萬名外國人，這個大帝國的繁華首都裏能看到各國的男女專家、藝術家、商人、學者等等。隨著最後一個朝代清政府的衰敗，孤立主義、閉關自守、排外主義的傾向日趨嚴重。中國的革命運動從來都不是內向的。它向中國境外，向海外——向日本、美國、法國、德國和俄國汲取各種思想和啟示。
正如曆史學家李銳所指出的，這就是毛澤東和鄧小平的不同態度。毛“對西方不感興趣”；他的社會比較封閉，更符合前清的傳統。鄧則相反，他如饑似渴地尋求新思想，對中國從西方獲得的新東西非常感興趣。
自長征結束至今已有五十年了，這在中國曆史的長河中隻是短暫的一瞬。但長征已給中國的麵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它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的意識，使這個國家出現了許多世紀來所缺乏的精神與團結。它甚至證明了其威力足以克服毛澤東本人晚年可怕的異想天開，從而使中國走上了一條嶄新的道路，一條毛根本不會選擇的道路，但目前人們對長征的認識還是很不完整的。也許中國人會說，再過一二百年，我們也許能真正從曆史的角度來看待這次長征。眼下我們可以象中國那樣來看待長征——這是一次充滿了集體英雄主義、獻身精神和希望的舉世無雙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