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關於財政結餘能否動用的討論。1953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通過薄一波《關於1953年國家預算的報告》。其中分析了1952年國家財政總收入大於總支出的結餘情況，因而計劃安排1953年預算內基本建設撥款比上年的增長幅度，超過同年預算財政收入比上年的增長幅度，也就是說要動用上年結餘來搞建設。預算公布不久，財政和信貸資金周轉就出現了困難。針對這一情況，理論界指出，存在於銀行的財政結餘，已經被銀行以貸款方式動用了。如果財政再將其用作其他支出，則必然有兩筆錢來購買原本與財政結餘對應的一份物資，從而造成“一女二嫁”的局麵。這是理論界第一次注意到財政、信貸以及物資之間的相互關係，但是，當時的討論僅僅涉及財政結餘能否動用以及如何用的問題，卻並未明確提出綜合平衡的概念。
三是“三平”思想的提出。針對1956年國民經濟再次出現過熱現象，在1957年1月，陳雲提出建設規模必須與國力相適應的思想，並明確指出，“隻要財政收支和銀行信貸收支是平衡的，社會購買力和物資供應之間，就全部來說也會是平衡的”。這一論斷，後來由理論工作者歸納為財政收支平衡、信貸收支平衡和物資供求平衡的“三平”思想。
四是對“三平”思想的深入研究。1958年的“大躍進”不僅不在經濟活動中貫徹“三平”思想，而且也中止了對這一思想開展不久的研究，進而實際上也是服從“大躍進”的需要，再度提出動用財政結餘。理由是綜合平衡是動態平衡，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所以可以根據財政支出與信貸資金之間互為消長的關係，動用財政結餘。因為財政支出多了，信貸資金需求就會相應減少，工商部門歸還貸款也會增加，從而仍能實現總的平衡；或者信貸平衡也可以靠吸收儲蓄來平衡，而不必僅依靠財政增撥信貸基金；等等。這些討論固然對以後辯證地認識綜合平衡思想不無裨益。但是，在“大躍進”的刺激下，任憑財政“大收大支”和銀行“大存大貸”，結果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直至1961年，在“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下，才重新將“三平”思想提上議事日程。
經過數年的深入討論，在1964年前後，綜合平衡的理論觀點基本形成，其主要內容包括：其一，財政、信貸、物資三大平衡，不僅是它們的各自平衡，而且是它們之間的相互平衡，即預算資金與信貸資金的綜合平衡，以及預算、信貸資金作為一個整體同國家通過預算信貸所能分配的物資之間的平衡。其二，這種平衡要求財政略有結餘，貨幣略有投放，物資庫存略有增加。其三，三大平衡之間的關係是按照財政是主導，物資是基礎的關係，隻要財政實現平衡，信貸就大體可以平衡；隻要財政信貸實現平衡，物資也大體上可以平衡。其四，達到綜合平衡的途徑是堅持財政資金和信貸資金的分口管理，流動資金與基本建設資金的合理安排。中心問題是處理好財政與信貸在供應企業流動資金上的關係，財政負責經常占用部分，信貸負責季節性周轉部分。據此，還有人提出“大財政”概念，認為財政應包括國家預算、銀行信貸、企業財務三塊內容。這表明計劃經濟的理論研究已經深入到宏觀管理與微觀機製相互協調的層次上。到1965年左右，由於其他非經濟因素的影響，關於“三平”思想的研究再一次被迫中斷。
1967年6月2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進一步抓革命促生產，增加收入，節約支出的通知》，強調要建立健全各級財政、銀行、稅收和企業財務部門的班子，製止金融混亂的局麵。再次在經濟決策的過程中堅持了綜合平衡的思想。
1968年2月，中央通知全麵凍結各企事業單位存款，除特別規定的幾項外，不得動用。1969年2月4日，財政部又宣布，對上年凍結的70億元存款按“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分別不同情況，區別對待，大部分上交國家財政，小部分留給各單位按原則處理。1969年5月11日，《人民日報》報道我國成為一個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一係列措施盡管作為特定曆史條件下的特殊產物，其中仍然可以看到綜合平衡指導原則的影響。
1970年6月，在建設銀行被並入人民銀行的同時，國務院仍然強調財政資金、信貸資金、流動資金和基建資金要分別管理，不準互相挪用。這一做法與“文革”前倡導綜合平衡理論的若幹結論是一致的。1972年4月，建設銀行重新恢複。5月，國務院批準試行國家計委、國家建委、財政部提出的《關於加強基本建設管理的幾項意見》，指出不能用流動資金和銀行貸款等辦法搞基本建設。
這同樣反映綜合平衡理論的影響。1974、1975年連續兩年，國家計委在給國務院的報告中都反映當年商品可供量與社會購買力之間存在40億元的差額，為此提出增加輕工、農副產品生產，增加進口或出口轉內銷，減少庫存等方法來回籠貨幣，控製貨幣發行。其範圍不僅涉及財政、信貸、物資，還包括外彙收支平衡的內容，這實際上是對綜合平衡理論的具體運用和發展。所以綜合平衡理論能在“文革”期間大多數金融理論遭到全盤否定的情況下，在“反對經濟主義”、“反對管卡壓”、“反對條條專政”等批判聲中繼續得到貫徹實施，除了該理論本身的獨到之處以外，更因為該理論適應了動蕩時期，必須實行高度的計劃管理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