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貨幣政策的雙重目標和單一目標與國際慣例都有著不小的距離，因為世界大多數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大抵都有四大目標，即物價穩定、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這四大目標肯定比其中任何一個目標能夠更好地反映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狀況。但是在我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較低，對外開放相當有限，就業和進出口狀況、甚至經濟增長都為計劃決定的情況下，貨幣政策無需、也無法以此四者為目標。強調貨幣政策的雙重目標，與我國經濟改革的初期強調經濟增長同時，放開物價管製的形勢相適應；在物價大幅度上升，而經濟的運行卻未表現出周期性波動特征時，強調貨幣政策以穩定幣值為唯一目標也是順理成章的。但是，隨著經濟運行的周期性特征在我國表現得日趨明顯和國際收支規模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的相應擴大，單一或雙重的貨幣政策目標都既難綜合反映國民經濟的運行情況，又無法將其調節在預期的水平上。所以隨著我國經濟的市場化和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我國的貨幣政策瞄準四大目標、甚至是多元目標，包括消除貧困和保護環境等都將是必要的。特別因為我國經濟還處於轉軌過程中，曆史存留和現實生成的經濟問題還相當嚴峻，如果貨幣政策隻關注物價水平，這顯然不利於其他經濟問題的解決和經濟秩序的理順。當然，走向多元化目標並不排斥在適當的時候，再向單元目標回歸。
確實四大貨幣政策目標之間存在著內在的矛盾性，瞄準了物價穩定，將不利於就業和經濟增長；瞄準經濟增長則又不利於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的平衡，這就難免置中央銀行於顧此失彼的尷尬之中。但是，隻要中央銀行不把貨幣政策目標定位在某個具體數值上，而將它們的組合確定在某個可接受的區間範圍內，中央銀行仍然有著兼顧這些目標的操作空間。所以我國實行多元貨幣政策目標不僅符合理論推導，而且也是實踐的必要。
（二）利率也將是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
我國目前以各種不同層次的貨幣供給量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同時也輔之以利率的調節，但是利率還沒有正式成為中介目標。這與發達國家的情況正好相反，他們也強調貨幣供給量控製，但是主要的中介目標卻是利率。我國的中介目標也要朝著這個方向轉軌，但必須順應我國經濟改革的步驟逐步到位，既不能超前，也不宜過於滯後。
發達國家之所以以利率為主要中介目標，是因為他們的金融創新和信用的多樣化已經模糊了貨幣的界限，經濟主體創造的各種信用工具都具有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功能，也就是不同程度的貨幣性質，以至美國人要大聲疾呼“貨幣死了”。在什麼是貨幣都難以定義的情況下，以利率為中介目標的重點也就順理成章了。不僅於此，以利率為中介目標比貨幣供給量更能有效地調節經濟運行。因為貨幣供給具有被動地順從貨幣需求的性質，沒有貨幣需求的增加，貨幣供給就增加不了；隻要貨幣需求增加，即便中央銀行不增加貨幣供給，經濟主體也會自己創造出代替貨幣的流通手段來。所以調節貨幣需求比調節貨幣供給更為重要，而貨幣需求則為經濟的熱度所決定，調節利率則能從經濟運行的成本上，調節經濟的熱度以及貨幣的需求，才能將貨幣供給控製在預期的水平上。
我國貨幣政策以貨幣供給量為目標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必要的和合理的。
因為我國計劃經濟和轉軌經濟的貨幣需求都實際上趨於無窮大，這不僅因為企業缺乏自我約束機製和對資金普遍廣泛的需求，而且我們采取的是貸款，而不是發達國家所采用的國債買賣和再貼現這種貨幣供給方式，所以，我們無需調節貨幣需求，就能供給任意數量的貨幣。同時，我國的金融創新有限，商業信用也不發達，經濟主體發行的票據數量有限，信用程度也很低，遠不足以作為貨幣的替代物，盡管在中央銀行抽緊銀根的情況下，各種白條、綠條和三角債也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貨幣供給減少的空間。這就是說，比較發達國家“貨幣死了”，我國的貨幣還活得很滋潤，很壯實，以貨幣供給量為中介目標是可行和有效的。
不僅於此，我國企業的成本約束的剛性程度還不夠，利率又處於政府的直接管製之下，不能充分反映和調節貨幣的供求，所以我們也隻能以貨幣供給量為中介目標。但是，我國所有的這些情況都處於向國際慣例轉軌的過程之中，也就是說，隨著我國企業的成本約束剛性的增強和貨幣供給方式的轉軌，我國的貨幣供給也要通過對貨幣需求的調節來實現，所以利率也將成為我國調節經濟熱度和貨幣需求的重要變量。當然，隨著我國金融創新的開展和大量金融工具的出現，我國的貨幣邊界也在走向模糊，企業的相互拖欠使商業票據具有貨幣的性質。在這個意義上，利率也將成為我國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甚至可能比貨幣供給量還要重要。
（三）貨幣政策中介目標也將發生變化
正如弗裏德曼對凱恩斯選擇利率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批評一樣，選擇貨幣供給量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也會麵臨判斷、決策和作用的時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