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這種以“續斷”國粹文化在海外僑裔中的斷裂為“己任”的做法，很有些救世主般的滑稽可笑、自不量力、好大喜功兼動機可疑，但我還是決定一意孤行——辭去了公職後，我自己就是自己的上帝，有權自行其是。再說，當初下海乃為麵包計，在解決了麵包問題之後，我也早存重返文壇——續圓文學舊夢之念，此正契機，何必理會別人怎樣評說？！
於是便著手製定計劃，醞釀選題。且很快擬好整個係列長篇的十二部選題：中國書畫、中醫中藥、中國戲曲、中國烹飪（包括茶文化與酒文化）、中國易學（包括道教文化）、中國民樂（包括民間樂器製造技藝）、中國絲綢、中國陶瓷、中國玉雕（包括牙雕、石雕、木雕、磚雕與微雕）、中國青銅器、中國功夫（包括武術、氣功與雜技）、中國古建築。同時，又逐一構思出每一選題的故事大綱，主要人物性格基調……可以說，此時的我已是身在商海，心在文殿（文學是我心中的聖殿）了。
一九九五年底，我正式辭去萬科集團公司的職務，放棄了許多令人羨慕的優厚待遇與繼續發財的機會。並顧不得暫時承受萬科集團老板王石先生的誤解（他曾聘我做他的高級文化顧問，一直很器重我，也明確表示不讚成我辭職去寫小說），毅然踏上回歸文壇之路。
本以為我從此可以高舉國粹係列長篇小說的旗幟闊步前進了。誰知，意想不到的節外之枝伸到我的眼前，誘使我偏離了既定的目標——一九九六年歲末，我在萬科公司工作的一位秘書的丈夫找到我，希望我個人給他和他的合作者投資，支持他們把已經取得可喜成果的治療艾滋病的新藥開發出來。這顯然是個很誘人的題目。真能搞出治療艾滋病的新藥，不僅對全人類是了不起的貢獻，還能把自己的銅像世世代代擺在聯合國總部門前供世人瞻仰（世界衛生組織的承諾），這就比僅僅創作幾部國粹係列長篇小說的意義有所不同了。
我幾經躊躇，最終還是投了資。自然，投了資便不能不認真介入，結果，小說創作便顧不上了，怎麼辦呢？便有朋友建議我請人合作，我當時覺得這是個好主意，魚和熊掌可以兼得，不亦樂乎！便尋了三位合作者，由我闡述整體策劃及故事大綱與人物設計，請他們執筆寫一二稿，然後由我改竣定稿。合作者們從我手中拿了預付稿酬後，欣然動筆。
那以後的兩年多的時間裏，由於與艾滋病新藥的研製者合作得不如人意，迫使我不得不從單純投資者變成投資者兼領銜研製者，每年疲於奔波於泰國臨床基地及美國諸新藥檢測與審查機關，幾乎完全顧不上再過問國粹小說的創作，結果，由於藝術見解的差異，得到的書稿與我的初衷相去甚遠。我雖有權要求合作者按我“突出‘粹’味與文化含量”和“照顧海外讀者的閱讀視角”的初衷去改，合作者也有權堅持自己的藝術主張自行其是，因為他們有個非常充分的理由：我這也是為作品負責。
這就讓我無話可說。
與此同時，一些對我的文學抱負頗有微詞的人也紛紛鼓噪：“憑幾個臭錢沽名釣譽，附庸風雅。”“自己不能寫，花錢買稿兒，不太那個吧？”……
我就更無話可說了。
尷尬之中，事情出現了轉機——我不得已領銜研製的治療艾滋病的係列新藥獲得了“國際最高金獎”！鮮花與掌聲之後，我便從這一纏身的項目中解脫出來，重新獲得了可以派做寫作之用的時間。
用經濟手段讓原合作者們笑逐顏開之後，我把所獲書稿的生殺大權“奪”回到自己手中，決定將其中一部書稿全部作廢，另起爐灶重寫，將另兩部書稿中的大部分推倒重寫。後來，從一九九八年夏起，至一九九九年底止，整整一年半時間裏，我心無旁騖，閉門謝客，先後藏匿在海南、北京、遼寧三處家中，一氣嗬成，完成《丹青風骨》、《杏林風騷》、《梨園風流》三部書稿……
我由衷感激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責任編輯劉煒大姐，負責二審的彭沁陽女士，負責終審的高賢均副總編輯、何啟治前副總編輯和聶震寧社長。我與他們素昧平生，僅憑一部《丹青風骨》書稿，他們便與我簽下了三部長篇一並推出的意向合同（當時《杏林風騷》與《梨園風流》尚未動筆），給了我“羅萌國粹係列長篇小說”的專題待遇，這在我如上所述的尷尬境況中，給我的鼓舞無疑是巨大的，也是關鍵性的。因為我當時的決心是：此書非人民文學出版社不出。就是說，人民文學出版社若是退稿不出，我很可能便承認計劃失敗，將《丹青風骨》拿到海外尋個出路了事，再不自尋煩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