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這是篇幅一般較長的新聞報道體裁。它和消息相比，不僅需要五個W俱全，還要報道新聞事實的情節、細節。不僅要寫事，還常常要寫人，不僅用敘述的方法，還要較多地利用描寫、議論、抒情等表達方式，所用的材料不僅是新聞事實本身，還往往旁征博引各方麵的資料。通訊可以分為以下幾種：
事件通訊：這種通訊主要是較為詳細地報道某一個新聞事件。如搶救山西平陸縣中毒農民的《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就屬於這類通訊。
人物通訊：這種通訊主要是寫人的事跡和人的思想的。人物通訊一般都是寫先進人物的，也有寫落後甚至是反麵人物的。著名的《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即是一人物通訊。人物通訊有寫一個人的，有寫一群人的，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就是寫群體的代表作。
問題通訊：主要是提出工作中、社會中、群眾生活中存在的問題——某個問題或某些問題。問題通訊，常常隻是提出問題，引起大家的注意，並不拿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概貌通訊：這類通訊的內容，一般是寫一個地區的麵貌變化，或記者到一個地方采訪，把自己的見聞寫下來。
怎樣看待魯迅作品集的命名
作為文學家的魯迅，作品豐富、文體繁多。魯迅作品集的名稱都令人奇怪，有的作品集的名稱甚至會讓人感到迷惑不解，其實，他的作品集的名稱都是具有深刻的含義。
《呐喊》是魯迅先生的第一部小說集，其中收了1918年到1922年的作品。這時，正是五四運動的高潮時期，魯迅要通過這些“革命文學”改良這人生。他的這些小說，“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同時，作者魯迅要借此大聲“呐喊”以喚醒“鐵屋子”裏沉睡的人們。魯迅把這些作品稱之為“遵命文學”，並且說：“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聖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通過這些，慰藉那在寂寞裏奔馳的猛士，使他們勇猛向前，同時不想把自己當年飽嚐了的寂寞再傳染給文學青年。
《彷徨》是魯迅在1924年以後寫的另一本小說集。當時《新青年》解散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魯迅看見許多戰友的中途變節，心境是淒涼的。但他並沒有停止戰鬥，在革命的道路上繼續“求索”，隻是方式方法有了改變，是“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彷徨》正是魯迅這種心境的反映。
《朝花夕拾》是魯迅的一本回憶文集，是他在中年以後回憶青少年時代的一些往事的作品。如《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墳》是論文雜文集，寫於1907～1925年間，這都是一些舊文。魯迅說：“這總算是生活的一部分的痕跡。所以雖然明知道過去已經過去，神魂是無法追躡的，但總不能那麼決絕，還想將糟粕收斂起來，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墳，一麵是埋藏，一麵也是留戀。”更主要的是有人憎惡這些作品，作者把它們出版，是為了發展，為了鬥爭。
《野草》寫於1927年，是國民黨反動派發動政變後出版的詩文集。魯迅對蔣介石的反革命政變極為憤怒，他說：“我自愛我的野草，但是我憎惡這以野草作裝飾的地麵。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岩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於是並且無可朽腐。”魯迅願把自己的一切貢獻給革命事業，和這個醜惡的社會共焚，因此，把自己的這文集取名《野草》。
《二心集》寫於1930年左右，當時國民黨反動派加緊文化圍剿，許多進步的刊物被查封，同時，一些反動文人對魯迅進行登峰造極的攻擊，有人說他“沒有講共產黨話的勇氣”，另有利用《文壇貳臣傳》來攻擊他，說他是“拿蘇聯盧布”的，魯迅對此麵無懼色，承認自己並不是統治者的“忠臣”，並且以此為自豪，這就是《二心集》的由來。
《華蓋集》(包括《華蓋集續編》、《華蓋集續編的續編》)“華蓋”一詞，來自星名，古人有交“華蓋運”的說法，對於和尚，交“華蓋運”能成佛，而對於凡人，華蓋在上，就要給罩住，隻好碰釘子。魯迅當年就碰了兩個大釘子：《咬文嚼字》、《青年必讀書》。魯迅先生用此來命名意在說明這些文章都是衝破重重障礙，經過艱苦鬥爭才發表出來的。
《且介亭雜文》共三本，寫於1934～1936年之間，當時魯迅住在上海四川北路山陰路的亭子間，是半租界地。“且”取“租”字一半，“介”取“界”字一半，“且介”也就是半個租界，這就是這本雜文集的由來。
《南腔北調集》寫於1932年～1933年。當時，有位作家，攻擊魯迅說話口吃，是南腔北調。魯迅先生說：“真的，我不會說綿軟的蘇白，不會打響亮的京腔，不入調，不入流，實在是南腔北調。”魯迅以此對這人進行了抨擊，同時，還暗示了自己的堅定的政治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