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如您所說，文學不能簡單地裁決曆史，隻能反映人在曆史中的命運、體驗和感受。*已經成為曆史人物了，但他又不是一個普通人，而是和現代中國人的命運、曆史及文學緊密聯係著，您作為一個作家，怎麼看*？
王蒙：我無緣與*有任何直接的個人接觸。五十年代，在大型會議上或“五一”“十一”群眾遊行集會時，他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我在城樓下，作為一個青年團的幹部，帶領一批青年學生遊行而過，算是能見到他一麵。記得距離最近的一次，是在中央團校畢業時，受到他的接見。
編者：哪一年？
王蒙：一九五〇年四月，中央團校第二期畢業。那次接見不光是我們，還有海軍一個會議的代表。大家坐在下麵，靜候他的到來。*出來後，向大家招手，聚光燈打得很亮，然後由軍隊的同誌和我們團校的學生代表分別上去講話，向毛主席表決心。這算是最近的一次，所謂近，也有一二十米。
編者：當時你有什麼感受？
王蒙：那時的年輕人都一樣，見到自己的領袖，尤其是見到毛主席，都很激動，好像還喊了萬歲。
編者：除了這種人數很多的集體會麵外，你和*還有過什麼關係嗎？
王蒙：說起來有趣，他對我唯一的一次具體關注，是對我的一篇小說給予了關心，對我來說真是三生有幸。這是一九五六年底一九五七年初的事情，當時全國對我的那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小說進行了爭論，*知道了，並且講了話。他的講話雖然沒有正式發表，但我還是聽了他講話的錄音。
編者：*是在什麼場合講的，講了些什麼內容？
王蒙：他講了多次，包括在頤年堂召開的新聞、出版、文藝座談會上，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都講了這個問題。在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我聽了錄音。幾次講的意思大致內容是這樣：聽說王蒙寫了一篇小說，有讚成的，有不讚成的，爭得很厲害，反對的人還寫了文章對他進行“圍剿”，要把他消滅。可能我這也是言過其詞。我看了李希凡寫的文章（指李希凡在《文彙報》上發表的《評〈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不大滿意，李希凡也是新生力量嘛，現在寫文章我看不懂，大概是當了政協委員的關係吧。毛說到李希凡時有點諷刺的意味，不過時過境遷，這些都沒關係了。現在李希凡還是我的朋友。除李的一篇外，還有一篇，就是陳其通、陳亞丁、魯勒、馬寒冰四個人合寫的準備在《人民日報》發的《是香花還是毒草》，主題是要把我的那篇小說打成毒草。後來這篇文章的清樣送到*那裏，他看後非常不滿意。
編者：他們四人當時受到批評，是不是跟這件事有關係？
王蒙：可能跟這有關係，說他們是教條主義。因為在這之前，他們曾發表過一篇文章，談整個文藝的形勢，受到批評。他們後來寫的這一篇也被*製止了，文章沒有發出來。*看了這篇文章後說，反對王蒙的人提出北京沒有這樣的官僚主義，中央還出過王明、出過陳獨秀，北京怎麼就不能出官僚主義。王蒙反官僚主義我就支持，我也不認識王蒙，不是他的兒女親家，但他反對官僚主義我就支持。他是共青團員嗎？（別人回答說：不是，是黨員）是黨員也很年輕嘛，王蒙有文才，就有希望。當然了，《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也有缺點，正麵人物寫得不好，軟弱無力，但不是毒草，就是毒草也不能采取壓製的辦法。這一點給我的印象很深。接下來，他還引了王勃《滕王閣序》中的名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他說：我們的政策是落霞與孤鶩齊飛，香花並毒草共放。*的講話內容我記得就是這樣。他講這些，當然都是從最高意義上作為一個政治家講的，我體會他是想通過這件事盡可能把空氣搞得活躍一點，創造一個自由環境，真正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些講話給了我極大幫助，起碼也有保護作用，使我的處境一下子變得很好。當然這些都發生在“反右”之前。
編者：*保護了你，後來為什麼還把你打成了右派呢？
王蒙：現在有很多外國記者也這樣問我，我說，不知道。我隻知道反右派運動一起，各報刊對這篇小說還是予以否定，時間不長，我就被定為右派。定我為右派的過程和內情到現在也不知其詳，我也不想知其詳。
《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送到*那裏，他借題發揮講了那麼多道理來開展鳴放，他是不滿意蘇聯的教條主義，也不滿意那四個人的文章。四個人的文章在蘇聯的《文學報》上轉載了，鍾惦的《電影的鑼鼓》在南斯拉夫的報紙上也轉載了，*說真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他認為鍾惦的文章有點右，四個人的文章是“左”，當時他把蘇聯作為“左”的教條主義來批評，同後來我們批評蘇聯修正主義是不一樣的。至於我自己定不定右派，我認為沒必要報到他那裏，也不可能是經過他的過問的。
編者：後來的整個形勢都變了。
王蒙：我當時頂多算副處級，根本用不著報到他那兒去，他也不會再有興趣。再者他的整個思想有變化，我看他後來的思想是發生了重大變化。
編者：你的小說要是放在一九五七年以後發表，情況可能就完全不一樣了。
王蒙：恐怕更糟了。幸虧他老人家說過那些話，雖然給我定為右派，講老實話對我還是比較客氣，對我的處理也是最輕的，報紙上也沒有大張旗鼓地要把我批倒批臭。
編者：這可能和*年初的講話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