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侵略者的野蠻行徑，挺身而出、嚴加鞭撻者有之；趨炎附勢、助紂為虐者亦有之。龔自珍的兒子龔孝拱就是其中之一。此人出身書香門第，早年受教於父母，學得滿腹經綸；父親去世後由杭州移居上海，混跡十裏洋場，通曉英、法文字語言，被洋人聘為秘書，專司搜集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情報；法、英聯軍來華後，他賣身投靠，隨軍北上，唆使洋兵掠搶國寶，火燒圓明園。清大臣恒棋奉命趕來阻攔，見一穿洋裝的中國人指手畫腳，肆無忌憚地引導殺人放火，便勒住韁繩請教姓名。這小子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驕傲地答道：“誰人不曉得我龔孝拱，還勞你細問！”（見《城市建築》1990年）。
龔自珍畢生主張改革舊的製度，抵製外國鴉片侵略，不肖兒子卻泯滅了民族自尊心乃至人心，認賊作父，幫助侵略者洗劫圓明園，殺戮平民，累累罪行，罄竹難書，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國有句古話，叫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龔孝拱雖然狐假虎威，不可一世，但千夫所指，到頭來卻無疾而暴死，這就是報應。
10月25日，奕訢又與法國公使葛羅簽訂了《中法北京條約》，規定中國向法國賠款800萬兩白銀（6，000萬法郎），宣布清帝與歐洲各國君主平等，開放11個港口，準許基督教徒自由傳教等。
旋即，拿破侖三世準備授予蒙托邦將軍“巴黎公爵”稱號，但爵位過於顯赫，遭到眾大臣反對；於是改授“八裏橋伯爵”，但不少人亦有微詞，因為八裏橋一仗，雙方雖然動了刀槍，但戰鬥並非激烈到名垂史冊的程度，這從法方死3人、英方死2人的輕微損失中可以得到證明。
弱肉強食第二次鴉片戰爭是先進的經濟、政治、軍事與落後的經濟、政治、軍事之間的較量。
法國工業化始於1815年第一帝國，經複辟王朝、七月王朝到拿破侖三世的第二帝國時期達到鼎盛，其間，資本主義迅猛發展，生產力大為提高，為拓展海外市場，便把矛頭指向了中國。而大清帝國直到第一次鴉片戰爭前，資本主義雖有萌芽，卻十分微弱，全國到處是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封建經濟，以這樣的經濟實力如何抵擋得住步人現代化門檻的法蘭西的進攻。
路易·波拿巴於1851年發動政變，攫取政權，翌年稱帝，獨霸大權；數年後為適應形勢發展需要，幾度厲行改革，致使專製帝國向自由帝國過渡，在國內造成了一定程度上政通人和氣氛，對外侵略有了牢固的基礎。而大清帝國這時則由盛至衰，政府趨於腐敗。鹹豐皇帝恪守祖宗法規，不思改革，在重大政治問題上聽憑寵妃葉赫那拉氏、恭親王與肅順等八大臣相互攻訐，以致外敵入侵時無所適從，時戰時和，終拿不出貫徹始終、行之有效的對策來，結果逃出京都，病死熱河行宮。
拿破侖三世在克裏米亞戰爭中，夥同英國大敗俄國，在意大利擊潰奧地利，奪得薩瓦與尼斯；在非洲占領阿爾及利亞、塞內加爾等地；在拉丁美洲屢次攻下墨西哥；在亞洲侵占越南、柬埔寨數國，靠的就是“利刃堅船”。其實，遠征中國的法國士兵，據材料說，第二次鴉片戰爭前期為5，000人，後期為8，000人，數量不算多，但“就是這麼一支小小的部隊卻打敗了有4億人口、80萬軍隊的大清帝國”，理由之一便是，侵略軍有洋槍洋炮，而清軍手中拿的大多為大刀長矛。兵不在多而在精，撇開其它因素不說，以中世紀的軍隊去與現代化的遠征軍對抗，不一敗塗地那才有悖常理。
有的專家學者認為，清政府之所以不能取得勝利，原因有三點：
首先，戰爭爆發，出兵作戰的是英、法兩國聯軍，美、俄則或者從旁助戰，或則以調停人身份斡旋，從中漁利。戰爭結束時，是四國一起分別與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這說明用戰爭手段迫使清廷出讓權益是西方列強的共同意願，大清帝國要戰勝聯合起來的帝國主義侵略殊為困難。
其次，清政府在首次外來侵略麵前就出現了大量的投降派，鹹豐就其本心來說，是主張抗擊侵略的，但他不是大有作為的皇帝，當英、法聯軍逼近北京時，他說是要禦駕親征，結果卻膽怯逃往熱河，終不能形成有影響的抵抗派，在洋槍洋炮麵前慘遭失敗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