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精英的生命豈止在弓弦之上，還在琴弦之上，那弦上的歌吟錚錚不絕，凡是有福的耳朵都能聽到，有愛的心靈都會感動！
無論以怎樣的高標準去衡量，名列希臘三傑（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斯多德）之首的蘇格拉底都可算是知識精英中的精英，其智慧一時無兩，道德勇氣無人能及。他恪守公義，笑對死亡，給後人留下了一個不可俯視隻可仰瞻的懿範。
色諾芬的《回憶蘇格拉底》向我們展示的正是這位偉大的哲人在道德和智慧上最為閃光的鱗片。當年，希臘法庭以兩條罪名——其一是“不尊敬城邦所尊敬的諸神而且還引進了新的神”，其二是“敗壞青年”——強加於蘇格拉底，指控他犯有重罪，並判處死刑。按說，這兩條罪名均是誣妄不實的，是三位檢察官米利托斯（拙劣的悲劇和歌曲作者）、安奴托斯（硝皮匠、製革匠）、呂康（演說家）的有意陷害，蘇格拉底應該力證其誣才對，但他自始至終泰然處之。有人問他：“蘇格拉底，你難道不要為自己的申辯考慮一下嗎？”蘇格拉底的答複是：“難道你不認為我一輩子都是在申辯著嗎？”那人不解其意，還要追問他：“你是怎樣申辯的呢？”蘇格拉底的回答十分篤定：“我一生一世都沒有做過不義的事，我認為這或許就是最好的申辯了。”但這條極具說服力的申辯在那些滿懷惡意羅織罪名的鼠輩看來勝似一道強光，直照得他們醜態畢露，無以遁形。那麼，蘇格拉底“最好的申辯”恰恰成了他的禍根，“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從來如此。在邪、惡、醜的法庭中成為被告，正、善、美還能不注定是死路一條？
蘇格拉底的勇氣令人欽佩，他在最後關頭竟看到了舍生赴死的種種“好處”，其中一條為：“如果我還繼續活下去，我知道龍鍾老態是不可避免的；目力變壞了；聽覺減弱了；學習也越來越困難了；而且學過的東西也記不住了。當我感覺到自己精力不逮而怨天尤人的時候，怎麼還能說我是在幸福地生活著呢？”因此，他認為此時去死，正是“神明的恩待”，他不願將來飽嚐疾病的折磨，在充滿各種不堪忍受的災難而且毫無樂趣的情況下死去。除卻這一層私慮，從道義上著想，他也“寧願選擇去死而不願奴顏婢膝地乞求比死還要壞得多的苟且偷生”，他的道德勇氣源於他對自己人格的高度自信：“無論如何，別人不義地把我處死，我本人是沒有理由因此自慚形穢的。因為不光彩的不是我，而是那些定我罪的人。”依照希臘的城邦法律，蘇格拉底完全可以要求法庭從輕量刑，倘蒙檢查官法外開恩，甚至可以付一筆贖金貸免死罪。但他決意放棄此項公民法權，乞求寬恕就等於承認自己有罪，對此他不屑為之。當弟子們設計要幫助蘇格拉底越獄時，他還用詼諧的語氣問道：“除亞底該之外，莫非還有什麼地方死神不會光臨？”頭腦簡單的蘇門弟子阿帕拉多拉斯（類似於孔門弟子子路）悲憤地叫道：“蘇格拉底，看到他們這樣不公正地將你處死，真是令我太難受了！”蘇格拉底用手撫摸這位弟子的頭，滿臉微笑地問他：“親愛的阿帕拉多拉斯，難道你希望看到我被公正地而不是不公正地處死嗎？”這真是一句大有深意的智者之言，兩千多年後，仍耐人尋味。被不公正地處死這正是知識精英的宿命，蘇格拉底安於這樣的結局。
蘇格拉底從容地舉起了毒杯，弟子們無不眼噙熱淚，俯下頭，不忍目睹恩師在劇烈的痛楚中逝去。這位知識精英中的精英笑對猙獰的死神，那態度溫和得不能再溫和，平靜得不能再平靜。希臘法庭的不公不義僅能加害於他終將衰朽的肉體，又何嚐能加害於他不死不滅的精神？蘇格拉底的智慧淵渟海峙，他自然深明“雖死猶生”這四個字所包含的全部意蘊，有光明的覺悟在前方導引，那杯毒酒最終化成美酒又有什麼可奇怪的？
畏死之心，人皆有之，而知識精英中的優秀分子他們為了自己堅信不疑的真理和正義，能自然而然地將恐懼減小到最低限度，甚至為零。在中世紀最黑暗的時代，布魯諾堅持自己的科學見解，不以教會的圭臬為圭臬，不以教會的旨意為旨意，因而被邪惡的宗教裁判所投入了熊熊烈火。做一隻涅槃的鳳凰，他也心甘。還有比布魯諾遭遇更為不幸的，同在愚頑的時代，傑出的貴婦人希帕莎也是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終因熱心研究數學和新柏拉圖哲學，被人“從二輪馬車上強行拖曳下來，剝光了衣服，拉進教堂，遭到讀經者彼得和一群野蠻、殘忍的狂信分子的無情殺害。他們用尖銳的蠔殼把她的肉一片片從骨骼上刮掉，然後把她尚在顫動的四肢投進熊熊的烈火。”（吉朋《古羅馬衰亡史》第47章）假如一個人既是智者，又是勇者，真理的光明便會借助他（她）高貴的心靈照耀人間，愚頑者能消滅他（她）的肉身，卻斬不斷他（她）的精魄——那道淩跨於遙遠時空之上的虹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