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某些官員成為意誌力堅強的超級鐵人，麵對金山銀山美人美物不動念，不伸手，不開葷，怎麼可能？說不定什麼時候，他們就放開了膽，撈過了界，連汪洋大盜見了，也自歎不如。
在舞台上，在電影中，牛得草飾演的“七品芝麻官”帽招兒蕩而蕩的，眉眼兒擠而擠的，自顧自搖頭晃腦地唱什麼“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種紅薯”，曾博得滿堂喝彩聲，那兩句台詞也成了流行的諺語。封建社會的官員竟有如此之高的覺悟，真是難能可貴啊！
然而，在現實社會放大的舞台上，劇本卻有些兩樣。原湖北省副省長孟慶平、原浙江省副省長許運鴻、原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均在一九九九年因貪贓枉法而被捉，千禧年則更上一層樓，連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克傑這條吞舟之魚也落了網。三條“揚子鱷”加一條“大白鯊”，吞噬的賄款均在數百萬元以上，多者達數千萬元之巨。一千萬元人民幣是個什麼概念？假定普通職工月收入為八百元，年收入為一萬元，則一千萬元是共計一千人的年收入，即便是刀口舔蜜的江洋大盜，要擄取這樣一筆巨額財寶，也是千難萬難的。成克傑等人為官更甚於為盜，這已是觸目驚心的事實。
我不禁想起，同為封疆大吏，晚清的某些高官似乎比今日的某些公仆更有覺悟得多，至少是更收斂得多。比如兩江總督陶澍就從不亂來，他在安徽巡撫（相當於省長）任上時，深感官場腐敗，看出“子民”與“父母官”之間早已形成深刻的仇隙，那些威福自享的官吏“其於百姓則魚肉也，百姓視之，亦虎狼也”（《陶文毅公年譜》）。試想，民與官的關係已惡化為魚肉與刀俎，牛羊與虎狼的關係，該多麼可怕和危險！欲以一人之力澄清安徽一省的吏治，即便他手提尚方寶劍，掌握生殺予奪之權，仍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何以見得？一者，貪官汙吏十分奸猾，彼此勾結，慎為掩護，不易徹查；二者，體製上的漏洞任誰也堵它不住，偌大的溫床更是無人有偌大能耐將它鏟除。陶澍治來治去，功效甚微，無可奈何，隻好撰一副自警聯高掛於府堂之北：
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無人知者；
辦一事須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
他決意做宦海清流，這是傳統知識分子內心最深處的自潔精神在起緩釋作用。然而，具有如此定力的人少而又少，更多的官員受利益原則的強力驅動，自汙的快樂恰似吸毒上癮一般，如何能夠戒絕？
在封建社會裏，既然是“衙門”獨大，那麼躋身於國家的管理層（政府）中，換言之，一朝脫下青衫，踏上仕途，即意味著權勢、榮耀、威福、黃金、美女……凡人類七情六欲求之若渴的東西，均紛至遝來。官愈大，位愈尊，權愈重，則享受愈豐。——故而惡棍、小人無不視仕途為利途，他們作了官，則無須剪徑、販毒、綁票、搶銀行、開妓院、走私軍火，無須受太多的辛勞，冒太多的風險，賊之所需，官皆有之，取舍用藏皆可運乎一心，存乎一意。因此客觀一點說，貪官比強盜更可怕。強盜即算是明火執仗，公然搶劫，也會“買賣做成就跑路”，決不敢像水蛭似地咬定“腿杆”不放鬆；貪官則肆無忌憚，他們比海中八爪章魚的吸盤還要咬得緊，死死咬住某個部位，吸“血”無饜。古人所說的“匪過如梳，兵過如篦，官過如剃”，自是指明了一種事實。在古代，天下是皇帝老兒的私產，貪官吞的是皇家的銀錢，皇帝老兒還能不嚴於吏治，堵絕賊路？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就算是像雍正皇帝那樣大開殺戒，天天切瓜似地砍人，賊路也還是堵絕不了。
貪官聚斂了如山如海的老百姓的血汗錢，可以隨心所欲，大把大把地揮霍，還要幹出許多可惡的事情，讓大家生氣，諸如垮橋垮堤垮房的慘事，我們就屢有耳聞。貪官賬號上的巨額財富屬於幾何增長，你若單憑勞動和智慧去苦掙，再努力一百輩子都不會挨邊。有一次，閑談官場陰暗麵時，我問一位在學界素以正直著名的老學者，如果他當了大官，手中握有實權，會不會貪？他絲毫不虛偽地說，他肯定會貪，既然賄賂公行，你不貪，便會顯得你弱智，顯得你不合群，唯有自汙才能自我保護；他還說，這是體製的問題，與個人私德沒有必然關係。若換在西方，在美國，在日本，在新加坡，公務員收賄行賄，犯了法，很少能僥幸過關，一旦露餡，不僅要遭牢獄之災，還會聲名狼藉，屍臭十年不絕，他的幸福便算是到了頭。因此在先進發達國家，即使是個人私德有嚴重缺陷的官員，在毫不留情的傳媒與司法眈眈虎視之下，也會反複權衡利害得失，不僅屁股下要收拾得幹幹淨淨，而且手腳也來不得半點髒汙。真逼著他們做到“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