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富翁在物質世界中竟落入最貧窮的境地，曾有人不無挪揄地說，這才充分體現出造物主的公平，腦袋裏是滿的，口袋中便注定是空的，可這是什麼狗屁公平呢？
美國近代聖人梭羅在其代表作《瓦爾登湖》中說：“一個人隻有站在甘貧樂苦這個優越地位上，才能成為一個公正無私或有見識的觀察者……他們身外的財富再窮不過，可內在的精神卻豐富無朋。”觀察者即是思想者的前身，一切思想皆始於觀察而成於覺悟。梭羅看不起犬儒派哲學家的所為，他在一首詩中稱狄奧根尼為“偷懶的傻瓜”。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就貪求多餘的物質享受，觀其行為和主張，其實並未悖逆犬儒派哲學的根本精神，不過他在其中加入了另一樁美德，那就是“勤勞”。梭羅曾在瓦爾登湖邊親手搭建一間小木屋，親手種植一畝玉米，親手烤製麵包，親手做一些日用的家具，還不厭其煩地記下每一筆細微的開支，包括三美分的粉筆在內。尤為可貴的是，他始終知行合一，有所為與有所不為均是為了有所思，這一因果關係未曾顛倒。在他看來，健康而快樂的生活並不需要奢侈的物質去另加粉飾和堆砌，世人營營而求美食華衣寶馬香車深院豪宅，直至心力交瘁，與美好人生恰恰背道而馳。他說：“一位英雄穿舊鞋的時間，要比他的仆從所穿的時間更長些，——要是英雄也有仆從的話——打赤腳要比穿鞋子的時間更長，英雄光著腳板走路也能適應過來。”殊不知英雄一旦終成正果，就不僅僅要穿新鞋了，還要享盡人間威福，這也就是為什麼功成名就之後的英雄總是不再那麼可愛可敬的緣故吧。
常人眼中的哲學家多半都是些怪物。他們的行為也的確有不少乖張的地方。建議世人“認識你自己”的蘇格拉底喜歡終日赤腳站在雪地裏沉思。“我思故我在”的笛卡爾則喜歡鑽進壁爐，整天在裏麵潛思默想。據他本人說，他滿麵柴灰從壁爐裏爬出來時，其哲學體係已經初具雛形。與牛頓爭執不休的萊布尼茲在金錢方麵則是一個小氣鬼，每當漢諾威宮廷有哪位貴女結婚，他照例會“慷慨”地贈予人家一整套“結婚禮物”，即某些有益的格言，末了還不忘添上一句頗帶猥褻色彩的忠告：勸她既為人婦，就不要廢止“洗東西”。這樣的禮物想必招來的詬罵多於感激。最乖張的哲人還數叔本華，1819年，他被柏林大學聘為無俸講師，竟自負到將自己的授課時間與黑格爾的授課時間排在同一個鍾點，結果獨具慧眼和好奇心的學生等於零。好在他不缺錢過日子，晚年豢養了一條名為“宇宙精神”的鬈毛狗，每天牽著它散步兩小時。叔本華的虛榮心極強，他專門雇用通訊員搜求其哲學名聲的證據。他主張禁欲主義，稱“知命忍從”即為美德，可他並非心口如一。他是位美食家，十分講求口福；有一些色情而不熱情的瑣屑的戀愛事件；性喜爭吵，而且異常貪婪。他甚至因為一位上了年紀的女裁縫在他的房間門外與朋友交談而大動肝火，竟將她扔下樓去，使之終身殘疾。讀過盧梭《懺悔錄》的人肯定還記得主人公種種忘恩負義、缺德帶冒煙的所作所為，若僅從世俗道德的角度去衡量，盧梭無疑是個不折不扣的卑鄙小人。他同樣做不到知行合一，他的著作《愛彌兒》對後世的兒童教育影響十分深遠，可他卻不願恪盡身為人父的責任，硬是將自家五個孩子全部送進育嬰堂，並未給過他們那種對人格和才具的培養均十分有益的教育。你也許會質疑：造物主怎麼偏偏要選擇這些渾身有毛病的家夥來做思想家？同樣的問題是，高大健全者千千萬，老天爺為何偏偏要選擇狂妄的矮子拿破侖征服歐洲，偏偏要選擇古怪的聾子貝多芬君臨樂壇，偏偏要選擇浪蕩的瘸子拜倫領袖詩界？應該說，正是這些畸零者，天賦強大的心靈，他們對世間萬事萬物精微之至的體察和遊刃有餘的理解遠遠超出常人千百倍。曾與盧梭失和並最終絕交的英國哲學家休謨曾意味深長地說：“他（盧梭）在整個一生中隻是有所感覺，在這方麵他的敏感性達到我從未見過任何先例的高度；然而這種敏感性給予他的，還是一種痛苦甚於快樂的尖銳的感覺。他好像這樣一個人，這人不僅被剝掉了衣服，而且被剝掉了皮膚，在這種情況下被趕出去和猛烈的狂風暴雨進行搏鬥。”真可謂“知我者莫如敵”。似盧梭這一路知行分裂的哲學家，作為世俗的“個人”，他們無足稱道，唯有思想才是其不可剝奪的稀世奇珍，而這筆取之無盡用之不竭的精神財富恰恰是他們犧牲個人幸福，憑異常戰法（有時會顯得極為狹邪怪誕）從造物主那兒奮力奮智博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