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三歲那年春天，西頭的采油大隊院裏來了幾個上海知識青年，他們的穿著很特別，褲子緊繃繃的，上衣短短的，小翻領，明兜暗袋讓人見了很是稀奇。
當時，一村的擁軍優屬、慰問石油工人的活動搞得有板有眼，全市有名。我也成了慰問工作隊編外分隊裏的一員。組織演出之前，已是豔陽高照的秋天。我的心情有點暗，每天坐在自家院子裏，看著那些上海人來來往往從我家門前的路上經過，心裏有一種特別渴望長大的衝動。
秋天是個好季節，班裏要評選“三好學生”了。以往的評選都是老師提名，學校通過，然後再由老師在班裏宣布，發放獎品和獎狀。這年改革了，先由同學們提名表決。
當老師把我獲得的票數寫在黑板上時，同意我當選的幾乎有九成，應該說是板上訂釘的事了。說實話我還從來沒有當過“三好學生”呢，原因都是因為我的身體殘疾，這次大張其鼓的評選別說我，對其他當選過的同學來講也是很令人緊張和心跳的——這可是在校生最高的榮譽啊，並且是公開評選！
就在這個時候，後麵一個男生突然舉起手來請求發言：“我反對！老師，三好中有一好就是身體好，她是個殘廢，不能當選！”
全班嘩然一片，炸開了鍋。
同學們很快分成兩派，各說各的理，互不相讓，吵得房子都要掀開了。我突然腦子裏一片空白，什麼也聽不清了；臉上象著了火，滾燙滾燙的，恨不得有個地縫鑽進去。我拚命咬住嘴唇，不讓自己哭出來。老師後來怎樣壓住了“騷亂”，說了什麼，我全沒聽見，整個人都被這個意外擊垮了，就象有塊巨石砸過來，壓迫得我透不過氣來。
回到家，我一頭撲在床上，失聲痛哭。
沒有人理我。父母把弟弟妹妹都趕出去，關上門，讓我一個人哭。等我哭夠了，他們才進來笑嗬嗬地問我為什麼哭。他們的態度讓我又憑添了一份委屈，我抹著臉上的淚水向他們訴說了課堂上發生的一幕，母親說：“我當什麼事呢，好象天塌了一樣。不就是個三好學生嗎？當了你就知道了，要時時刻刻保持好形象，累死了。”
父親坐到我身邊，對我說：“你是個懂事的孩子，堅強，自尊心重，這都沒錯，但有時你又愛鑽牛角尖，這哪行，沒錯的事走了極端也會變成錯的事，受不了打擊你就會不斷受傷。父母對你沒別的要求，隻希望你每天都快快樂樂的。你和別人不一樣，這一點你永遠不能否認，所以遇事你得學會換個角度去想，不能總以自己為中心。比如你這個同學說的話，他說你是個殘廢，話雖然不好聽，但這也是事實對不對？‘三好’裏的確有一條是身體好，你身體好嗎？你不能走，這就是不好。你的同學從這個角度提出問題我看沒什麼不對，他和你也沒什麼怨仇，隻不過說了實話。”
母親說：“就是，咱不爭這些圖有虛名的東西，他說你是殘廢，你就做個殘而不廢的人給他們看，這有什麼。記住媽說的話，人這輩子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挫折，這點打擊你就受不了，如果遇到更大的意想不到的事情你還不活了嗎？你得學會麵對和接受才行啊。”我當時有些發蒙，父母就這樣，什麼事兒都不是事兒。我一時無法參透他們的話，但他們的態度讓我心裏稍稍好過一些。
那時，從我家門前的路上來回經過的一個瘦瘦的上海大哥到了門口常常拐進來看看我家小園子裏的鮮花，問問這問問那，他說好些花都是他沒見過的，在他家那邊，花種多了被視為小資產階級。我問他什麼是小資產階級，他說他也不知道，可能是大資產階級的弟弟吧，說完自己先哈哈大笑起來。然後他就問我怎麼了，滿臉不高興的，是不是被人欺負了，如果是就告訴他，他去替我出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