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外活動 清末留學運動
從19世紀70年代起，因辦“洋務”的需要，清政府開始成批派遣學生出國留學；到20世紀初，因推行“新政”而派遣得更多；同時，廣大知識分子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紛紛爭取到國外學習，從而形成留學熱潮。
1870年(同治九年)，根據容閎的建議，兩江總督曾國藩、直隸總督李鴻章聯名上奏，請求選派學童去美國留學。經過短期籌備，從1872年到1875年(光緒元年)，每年派遣30名學童(年齡規定為12歲至16歲，個別年僅10歲)，4年共派出120名。計劃學習15年，由小學、中學到大學，“學習軍政、船政、步算、製造諸學”。到1881年，在守舊派官僚“適異忘本”、“治其惡習”的攻擊下，清政府決定裁撤留美，下令留美學生全部撤回。除病故和“告長假不歸”者外，歸國留美學生94人，隻有詹天佑等2人完成學業，獲得學士學位。
派遣學生留美後不久，洋務派又向歐洲派遣留學生。1873年，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奏準選派船政學堂學生分赴英法學習造船、駕駛。在1877年、1881年、1886年、1897年，先後四次派出留英學生34名、留法學生49名(其中9名藝徒)、留德學生2名，共85名。這些留學生回國後，成為中國造船工業、海軍建設等方麵的重要骨幹，著名人物有嚴複、劉步蟾、林泰曾、葉祖、薩鎮冰、魏瀚、劉冠雄等。
此外，19世紀末期，清政府還派遣了少量的“使館學生”。1890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準駐英法俄德美五國公使每屆任期內可常留學生2名，共10名。1895年，又奏準派赴英法俄德留學生各4名，共16名，留學費用也由使館撥給。
甲午戰敗，舉國震驚，人們開始矚目日本。維新運動皆以日本為楷模。日本政府為緩和對立情緒邀請中國派遣學生留日。張之洞、楊深秀等都以路近、費省、傳習易為由主張派遣留日學生。1896年，駐日公使裕庚因使館工作需要，招募戢冀翠、唐寶鍔等13人到日本留學，開留日之先聲。到1900年，留日學生總數已達143人。
經過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入侵等事變，清朝統治幾乎傾覆。為維護垂危的統治，清政府開始推行以練新軍、改官製、興學堂為中心的“新政”。向日本廣派留學生被視為培養“新政”人材的捷徑。從1901年起，清政府大力提倡青年學生出國留學，並許諾留學歸來分別賞予功名、授以官職。1905年清廷又宣布廢除科舉製度，出國留學遂成為知識分子的一條出路。而日本政府亦企圖通過留學生來培植它在中國的勢力，並為其帶來若幹外彙，日本中下層人士希望和中國友好，加強文化交流，也主張吸引中國留學生赴日。在兩國朝野的鼓動下，一時留日學生勢如潮湧。據統計，1901年留日學生人數為274人，1902年夏為614人，1904年為1754人，1905年冬為2560人，1906年夏為12909人，年底達17860餘人，為留日學生人數的最高峰。
1877年中國第一批赴歐洲留學的海軍生留日學生既有官費生，又有自費生，自費生占很大的比例，1903年即占半數，後來比例更大。由於流品龐雜，程度參差，到日本後有的上小學，有的直接上大學，絕大多數就讀於中等專業學校及大學速成科，學習期限從三個月、六個月、一年、幾年到七八年不等。在日本教育界特為中國留學生開辦的文學院各分校、法政大學速成科、振武學校、成城學校、同文書院、經緯學堂、清華學校及預備學校等學校中，留日學生最為集中；據《清國留學生會館第五次報告》，留日學生2406人中，上述八校即占1885人。和過去留學歐美專重理工相反，學文科的占絕大多數。1903年駐日公使楊樞奏稱：“現查各學校共有中國學生1300餘人，其中學文科者1100餘人。”法政、軍事尤為留日學習的熱門。1904年僅法政大學速成科就有中國留學生295人。